毛主席的历任警卫员 汪东兴：正国级，少将； 罗瑞卿：副国级，大将； 张宗逊：副国级，大将； 杨德中：正大军区，上将； 张耀词：正部级，少将； 陈昌奉：正部级，大校； 吴 烈：大军区正职，少将； 邬吉成：正部级； 陈 龙：副部级； 李银桥：副处级。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张耀祠 张耀祠这一生，离毛主席几步路远。参加红军后站的第一班岗，就守在毛主席办公室门口，新中国成立后又做到“8341”中央警卫团团长，从陕北一路跟到中南海，看住几扇最要紧的门。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他跟着机关进了陕北，在窑洞里干了十多年，在几个机关做过副官和警卫。 那时候风一刮，土顺着台阶往屋里灌，人抖抖身上的尘土，转身还得去盯门、跑腿、传话。 1947年初，蒋介石调集约25万兵力，分三路进攻陕甘宁边区，命胡宗南率14万直扑延安，想一口气端掉中共中央。3月18日18时，中央警备团的刘辉山、张廷桢、古远新等人和张耀祠，带两个连和一个骑兵中队，在连天炮火里护送党中央和毛主席撤出延安，几百人对着十倍敌军，摸黑把车队拖出山路，车灯都不敢开太亮，只能听着马蹄声和炮声往前挪。 1948年4月，毛主席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到太行山一带部署全局。 5月27日，到平山县西柏坡，当晚就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9月8日至13日，又在西柏坡开“九月会议”，把一句话说死——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往中央代表机关手里集中，指挥链拉直了，仗也就好打些。 1953年5月的一天，公安部九局局长汪东兴在中南海叫来张耀祠，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团，专门保卫党中央领导核心和几位中央书记，并负责中南海内重要党政军机关的安全，决定调他任九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 张耀祠连声说怕完不成任务，脸都绷紧了，听到“上级已经决定，不能变了”，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不接也得接。 后来中央警卫团以中央警卫师一团为基础组建，代号“8341”，建制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警卫任务归公安部九局。 6月9日，中南海团部会议室开排以上干部会，正式宣布成立，由张耀祠负责带队。 刚组建时编制近千人，之后越扩越大，成了几千人的队伍。 人民大会堂、天安门、钓鱼台、北戴河和重要车队路线，都在他们的警戒范围，内卫落在“8341”一中队身上，毛主席在中南海办公，或外出巡视，这一中队总是离他不远不近，几步之内。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公安部九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就住在毛主席卧室旁边的更衣室，门一推开就是一条不宽的走廊。 夜里听着屋里翻书、咳嗽、批稿的动静，灯光从门缝底下漏一道线出来，一直拖到后半夜。 毛主席平日吃得不算讲究，多数时候一天两餐，以大米糙米配青菜辣椒为主，有条件时加一盘红烧肉或一条武昌鱼，不喝牛奶，不爱酒，却离不开茶，对杭州龙井格外上心，每年都要警卫托人定购新茶。 茶壶就放在手边，水凉了续，续到茶叶发白再换。 书倒是看得很讲究。他说过，饭可以一天不吃，觉可以一天不睡，书一天不能不读。 卧室床上有三分之一被书占着，会客室和厕所里也摆着书和铅笔，出门视察要带两三箱书，车上摇摇晃晃，他照样摊开来看。 常翻《共产党宣言》，《资治通鉴》据说读了二十多遍。 古典小说里，他格外看重《红楼梦》，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读，先当故事看，后来当历史看，说不读几遍《红楼梦》，连封建社会都摸不准，经常让工作人员去看《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像嘱咐人吃药一样，一遍一遍地叮嘱。 礼物这件事，他盯得也严。 地方送来的礼品，都要先向他报告，他知道后，按物折价把钱寄回去，或者让有关部门写信说明心意已领；外宾送的贵重礼品一律上交，退不掉的地方特产，偶尔留下来的，也多分给大师傅和警卫、护士。 平时节约水电，火柴盒也要留下装散火柴；开国大典那套制服只穿了一天就送给身边工作人员，后来接见外宾、开大会才穿统一制服，其余时候多是便服或睡衣，衬衣、睡衣、毛巾被上补丁七拼八凑，他只认一个标准，不露肉、不透风。 1974年9月，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来华访问。 那时毛主席眼疾很重，人不在北京，她在会见周恩来、李先念后多次表示希望当面沟通，中央权衡后，毛主席同意在长沙会见。 会面时，他聊了近年的情况，她谈菲律宾的打算，知道她爱唱，就随口请她唱一曲，她用中文唱起《我爱北京天安门》，那句“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唱得字还不太准，人却唱得很认真。 后来，她通过菲律宾驻华使馆送来几筐新鲜芒果，放久了容易坏，果香在屋里一阵阵地荡。 张耀祠让张玉凤请示，要不要给在北京的子女分一些，毛主席笑着说，你们照顾我比子女周到，这些芒果还是转给大师傅和警卫、护士吧。 守在门口的人，看得见战火中的车灯，也看得见这种日常里的举动，就这样把一个领袖看成了有脾气、有规矩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