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连生4女的董竹君，为圆丈夫儿子梦，冒死怀第5胎。她肚大肥圆，爱吃辣椒，丈夫狠狠扯住她的头发，怒骂：“一看又是个赔钱货！” 董竹君这一生，起点是在上海贫民窟里的一间破屋。父亲拉黄包车，母亲替人洗衣，全家靠着微薄的收入勉强糊口。 她六岁上私塾，先生都说她聪明有出息，可十三岁那年父亲病倒，家里拿不出医药费，父母只好把她卖进青楼，用三百两银子换回一家人的活路。 她被送进长三堂子，做只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唱曲为生，被客人叫作“白玉兰”“小西施”，心里却一直盘算着逃离的那一天。 在青楼，董竹君遇见了来自四川的夏之时。这个年轻人谈起国是慷慨激昂，举止风度翩翩，在那样的环境里，几乎成了她唯一可以抓住的希望。 得知他要去日本留学，她和他合谋，她装病不出场，终于找准机会灌醉看守，半夜从青楼逃出，在租界与夏之时会合。两人仓促成婚，一路逃往日本，表面看是一段浪漫的私奔故事。 到了东京，她进女子学校读书，学日语和历史，接触到女权思想，读到“娜拉出走”那样的故事，开始相信女人也可以自己走路。夏之时遭通缉，他们在异国相互依靠，她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旧命。 可随着他仕途好转，他身上的控制欲渐渐显形，禁止她继续到校，只准在家请教员，又递给她一支手枪，说是防身，却补上一句“要是哪天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就拿它自裁”，让她心底一阵发凉。 1917年，两人回到四川，住进夏家大院。这个当地望族的宅子里，规矩与偏见一样厚，长辈们时时拿她出身说事，婆婆当众冷嘲“青楼里出来的”。 董竹君先后生下四个女儿，个个聪慧伶俐，却被贴上“赔钱货”的标签，婆婆催着纳妾，夏之时嘴上说不休妻，日常却把“没儿子夏家要断根”挂在嘴边。 大女儿想上学，他当众将书包扔进院子，骂“女人读书是祸水”，她只好趁他不在时悄悄请先生进门，夜里在油灯下教几个孩子认字。 为了一根并不知能否抓住的“香火”，夏之时逼她再怀一胎。第五次怀孕时，她已经三十多岁，夜里咳得睡不着觉，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护着肚子坐到天亮。 那阵子她格外爱吃辣椒，可能是孕期口味，也可能只是想借辣劲提提精神，他却迷信“酸儿辣女”，一看她吃辣就认定又是姑娘，回来就揪着她头发骂。 为了这虚无的“男丁”，他请道士配“转胎药”，让她连喝七天，再配上画符焚香、跪拜神像，折腾得她胃里像火烧，人越来越虚。 1925年冬天，她被抬进产房，胎位不正，疼得几度昏厥，丫鬟一遍遍到牌桌旁报信，他只是烦躁地挥手。 天快亮时，接生婆喊出“是个小子”，他才光脚冲进门抱起孩子逢人显摆，对床上脸色如纸的妻子只看了一眼，很快又以“出身不干净”为由，把这个用命换来的男孩抱去给旁房抚养。 门外婆婆的一句“孙子才金贵，那四个丫头嫁个好人家就行”，彻底压断了她心里最后一点指望。 更让她死心的，是一次又一次亲眼看见这个男人怎样对待亲人。金簪丢失，婆婆急得直哭，他嫌吵，竟命人把老人绑起来。她上前理论，他掏枪对着娘儿俩。 大女儿在学校和男同学说笑，他逼十六岁的孩子在“自尽”和“滚出家门”之间选一个，一巴掌把她打得眼前发黑。那些被他用烟杆敲桌、用枪口指脸的日子，让她 finally 明白，在这个家里，她和孩子的命都不算什么。 1929年春天，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净身出户，搭船回上海。初到上海，她们挤在狭小的亭子间，典当衣物，连女儿的大提琴都送进当铺。 她摆小摊，办织袜厂、黄包车公司，几次被战火和经营不善击倒。最难的时候，她翻出行李里那块二女儿当年塞给她的红糖，一点点含在嘴里，那是夏家最暗日子里手心里攥出的甜味，也成了她咬牙撑下去的劲头。 凭着在夏家练出的川菜手艺，她在法租界开了家锦江川菜馆，自己掌勺做麻婆豆腐、辣子鸡，味道地道，很快门口就排起队。攒下钱后，她又办锦江茶室，再到后来改旅馆为锦江饭店，灯火通明，成了上海滩的地标之一。 她省吃俭用供四个女儿读书，大女儿走上钢琴之路，二女儿进入电影圈，另有女儿学声乐、从事教育，当年被人叫作“赔钱货”的孩子，一个个走出了自己的天地。 回头看去，从贫民窟到青楼，从夏家大院到锦江饭店，她经历的每一道槛，都曾几乎要了她的命。可她没有被压垮，也没再把命交给任何男人。 她用自己的双手证明，女人不是生儿子的工具，更不是被人随意羞辱的附庸。她后来写下那句常被人提起的话，不因为被误解而改初衷，不因为被冷落就怀疑信念，也不因为年老就放慢脚步。这句话，正是她用一生走出来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