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3岁俄罗斯女子不幸患上脑瘤。她难过地对比她大8岁的中国丈夫说：“我们离婚吧！”丈夫明白她的心意，遂好生安慰道：“先治好你的病再说，孩子没有你重要！” 当妮娜从医生嘴里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该有多慌，多无助，一个远嫁他乡的姑娘，把所有依靠都放在了丈夫身上，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宣判，更是心理上的巨大冲击。 紧接着来的，就是一堆复杂的负面情绪：害怕、自责，甚至是一种觉得自己有罪的感觉。 她会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累赘，会把这个家，会把自己最爱的人拖进一个看不见底的深渊。 她跟杨明提了那个最难的请求——分开吧，这哪儿是不爱，恰恰是因为爱得太深，才不忍心看他被自己拖垮。 这种心情，很多重病患者和家属都能感同身受，当一个人没了健康，他不光要跟病魔斗，还要跟心里那个“我不配被爱”、“我正在毁掉一切”的小恶魔斗，妮娜的选择，就是想把所谓的“解脱”还给杨明。 但杨明的反应，给婚姻这两个字加了更厚重的注脚，他压根没同意，甚至都没犹豫一下。 在他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一道选择题，妻子病了，照顾她就是天经地义的，这不光是婚礼上的漂亮话，更是实打实的责任。 就像有些新闻里，那个为了照顾患癌丈夫，辞掉好工作搬到医院的妻子一样，杨明也二话不说，把所有担子都扛到了自己肩上。 他比谁都明白，这个时候的妮娜，最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有人能坚定地站在她身边，告诉她“别怕，有我”。 但是，咱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不离不弃”这四个字，说起来轻松，做起来真能压垮人。 照顾一个重病伴侣，绝对不只是端茶送水、跑腿买药那么简单，杨明要面对的，是一个把他过去所有角色都打乱的挑战。 他不能只当妮娜的丈夫了，他得同时是她的护士、心理咨询师、康复教练，还得是个信息搜集专家。 这种角色的混乱，对夫妻关系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考验，照顾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当成“治疗师”，忘了自己首先是伴侣。 杨明得硬着头皮去面对妮娜因为脑功能受损或者药物副作用，可能随时爆发的坏脾气，比如烦躁、焦虑甚至抑郁。 他得学着怎么说话，既要让她感觉到被理解和支持，又不能像个说教的老师，因为那样只会让她压力更大。 他自己也扛着山大的精神压力，长时间神经绷着，失眠、累、一点就着，这些“照顾者压力综合征”的典型症状，迟早会找上门。 有研究就发现，脑肿瘤患者的家属，普遍都伴随着焦虑和抑郁，这种压力是真实而沉重的。 疾病就像一个放大镜，把人性的复杂和关系的本质照得清清楚楚，它毁掉了他们原本的生活，但也可能用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让他们贴得更紧。 当最开始的冲击过去，杨明和妮娜开始一起去了解和面对这个病，建立起一套属于他们俩自己的应对方法。 杨明不再想着去“治好”妮娜的坏情绪，而是学会了接受和陪伴，他知道，他能给的最好的礼物，不是滴水不漏的照顾，而是那份不变的温暖和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