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解放那一年，村里的地主把田地全卖光了，因为他大儿子写信回来了，叫他卖的，不卖以后全部没收，啥也不会给你留下。 村里的人提起这事，至今还能说出个一二三。那地主姓周，叫周敬堂，在我们冀中平原的周家庄，当了半辈子的“土皇帝”。他家的田地连成片，从村东头一直延伸到河对岸的坡地上，光是佃户就有二十多家。周敬堂平日里不算刻薄，收租时会给佃户留够口粮，逢年过节还会接济村里的孤寡老人，可再怎么“和善”，也改变不了他是地主的身份——那时候，田地就是根，谁握着田地，谁就握着村里人的生计。 周敬堂的大儿子周明远，是家里的骄傲。早年考上北平的大学，后来又去了南京做事，听说在国民政府里谋了个体面差事。自他离家后，每年只会寄两封家书，一封报平安，一封叮嘱家里照看田地。可快解放那半年，家书突然勤快起来，三封里有两封都在催着卖地。第一封信寄回来时，周敬堂以为儿子年轻不懂事，把信往桌案上一扔，骂了句“胡闹”，压根没当回事。 真正让他慌神的，是邻村地主被清算的消息。离周家庄三十里地的李家庄，地主李老栓舍不得卖地，抱着“解放军来了也不能不讲理”的念头硬扛，结果解放军一进村，就把他的田地、房产全分给了佃户和贫农，李老栓自己也被拉去批斗。消息传到周家庄，周敬堂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让老伴把儿子的信找出来，就着油灯反复看。信上的字迹潦草，能看出儿子写的时候很着急：“时局已变，土改势在必行，田地乃祸根，速变现携款南下，迟则悔矣。” 周敬堂这辈子没离开过村子，可他心里清楚，儿子在外面见多识广，不会骗他。他召集家里的管事，连夜清点田产，第二天一早就托人四处打听买主。那时候人人都知道要解放了，没人敢大规模买地，周敬堂只能降价抛售，原本一亩能卖五块大洋的好地，最后三块大洋就出手了。佃户们看着自家种了半辈子的地换了主人，心里五味杂陈，有人偷偷骂周敬堂精明，有人却觉得他这是断了自己的后路。 村里的老佃户王老汉，给周家种了二十年地。他还记得，周敬堂卖地那天，站在田埂上，盯着地里的麦苗看了半天，眼圈红红的。王老汉上前递了袋烟，问他：“东家，真要卖？这地可是周家的根啊。”周敬堂吸了口烟，叹气道：“根？现在这世道，保住一家人的命才是根。明远说了，共产党的政策是‘耕者有其田’，地主的地迟早要分，与其被没收，不如现在卖点钱，以后一家人还能有条活路。” 卖地的钱，周敬堂换成了金条和银元，缝在棉衣夹层里。他没敢告诉村里人要南下，只说去投奔远方亲戚。出发那天凌晨，天还没亮，周敬堂带着老伴和小儿子，坐着一辆骡车悄悄出了村。王老汉起早去地里干活，远远看到骡车的影子，心里明白，周家这是真的要走了。他站在田埂上，看着骡车越走越远，直到消失在晨雾里。 可谁也没想到，周敬堂一家刚走到半路，就被解放军截住了。原来，他儿子周明远的信早就被地下党组织截获，解放军早就摸清了他的动向。面对解放军战士，周敬堂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他颤抖着从棉衣里掏出金条，说：“这些都是卖地的钱，我愿意全部上交，只求放过我的家人。” 让他意外的是，解放军并没有为难他。带队的干部告诉他，共产党的土改政策是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但只要主动配合，不会伤害地主的性命，更不会牵连家人。干部还说，他儿子周明远其实早就秘密加入了地下党，写信让他卖地，一是为了避免田地被国民党残余势力掠夺，二是想让他主动放弃剥削，回归普通百姓的生活。 周敬堂听完，愣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大儿子，竟然是共产党。后来，周敬堂一家回了村，他把卖地剩下的钱全部捐给了村里的小学，自己则和老伴搬到了村边的小屋里，靠着给人缝补浆洗过日子。土改时，村里分田地，村民们想着周敬堂以前的好，还想分给他几亩，他却婉言拒绝了：“我以前占了太多田地，现在该还给大家了，我自己有手有脚，能养活自己。” 快解放时的那场“卖地风波”，成了周家庄老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说周明远聪明，看透了时代大势；有人说周敬堂运气好，遇上了开明的政策；还有人说，这就是时代的变迁，谁也挡不住。周敬堂后来活到了八十多岁，临终前他拉着孙子的手说：“以前总以为田地是根本，后来才明白，跟着时代走，心里踏实，才是真的根本。” 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多年，如今的周家庄，早已没有了地主和佃户的区别，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田地，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每当提起周敬堂卖地的往事，村里的老人总会感慨：时代变了，政策好了，老百姓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那些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终究会被历史铭记；而那些逆时代而行的人，迟早会被时代淘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