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美国街头的流浪汉，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而更像《生化危机》中那些被病毒侵蚀、游荡在文明废墟边缘的“行尸走肉”——他们虽未真正死亡，却已被社会系统性地“注销”了人格与尊严。 这不是比喻，而是现实。在硅谷的阳光下，有人睡在超市推车里，靠翻垃圾桶维生；在纽约地铁站，精神失常的流浪汉因一句“我又饿又渴”就被扼喉致死，凶手却逍遥法外。更触目惊心的是，芬太尼等“强化剂”泛滥成灾，部分流浪者明知服药等于慢性自杀，却仍主动吞下——不是为了快感，而是为了在绝望中获得片刻麻木，甚至“用药物保命”，以防被盯上器官或沦为“生物原料”。这已不是贫困，而是一种制度默许下的“活体消解”。 当一个人的存在不再被法律保护、不被道德看见、甚至不被当作“人”来对待时，他与游戏里那些失去意识、只剩本能的感染者，又有何本质区别？真正的“生化危机”不在实验室，而在一个将底层生命视为可回收资源的社会逻辑里。美国不是没有僵尸，只是它们还穿着破衣，坐在桥洞下，等着被世界彻底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