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缉毒警察明正彬20岁的侄子参与贩毒，被他亲自抓获，并判死 刑。行刑前一天晚上，明正彬接到哥哥电话：“家里穷，没钱收尸，毕竟是你亲侄子，遗体你领了直接火化吧。” 1992年12月27日深夜，保山市缉毒大队的电话铃声显得格外刺耳。 接电话的是副大队长明正彬。听筒那头传来的不是哭声，而是亲哥哥近乎绝情的通知：“家里穷，没钱收尸，你是亲叔叔，明天遗体你领了直接去火化吧。” 这通电话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因为要在第二天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正是哥哥20岁的儿子，明正彬的亲侄子——明继飞。 如果把时间轴往回拨三个月，我们会看到一场关于“生存博弈”的致命误判。 1992年9月，弥漫着刺鼻化学气味的废旧仓库内，明正彬带队冲入，迅速控制局面。现场除了遍地编织袋与称量工具，还在角落发现了蜷缩着的侄子。 就在两人目光对撞的瞬间，20岁的明继飞脸上竟然闪过一丝本能的欣喜。在这个年轻人的逻辑里，全副武装冲进来的不是警察，而是自家当大官的“三叔”。他以为救星来了。 然而，明正彬面对的情形只有一种逻辑可解。那张蒙尘的桌子上，赫然摆放着逾20公斤高纯度海洛因，还有40多万元毒资，触目惊心。 这一瞬间的错位极其残忍。侄子期待的是血缘的庇护，而明正彬挥手下达的命令只有三个字：“带走他。” 这一挥手，不仅击碎了侄子的幻想，也把自己推向了家族关系的对立面。 在这个案子里，明正彬展现出了一种近乎冷酷的“程序洁癖”。为了防止任何关于“徇私”或者“大义灭亲”的闲话，抓捕结束后，他立刻申请回避了所有审讯环节。 他只做了一件事：提交了一份详尽到分钟的抓捕报告，确保证据链的绝对闭环。 在那几个月的等待期里，亲戚们踩破了门槛来求情。明正彬给出的回答像石头一样硬：“我没法改变他贩毒20公斤的事实。” 这是一个无法被任何情感稀释的法律函数：20公斤海洛因，涉及6名主犯，结果只能是全员死刑。 12月28日清晨，明正彬真的成了一个孤独的收尸人。 他独自去刑场领回了侄子的遗体，独自去殡仪馆办了火化。当他捧着那个轻飘飘的骨灰盒回到村里时，迎接他的不是感谢，而是哥哥家那扇“砰”一声重重关上的大门。 那扇门，把他在家族中的社会身份彻底关在了外面。 但这只是他职业生涯支付的“首付”。在这个边境线上，缉毒警察面对的不仅是亲情的撕裂，还有真金白银的买命钱。 毒贩曾开出500万赏金买他的人头。1995年，报复真的来了，暴徒纵火烧了他的家，窗玻璃炸裂，浓烟滚滚，妻子抱着孩子侥幸逃生。他的儿子后来上学时，甚至三次遭遇尾随险情。 即便如此，在明正彬的办公桌上，始终压着那句座右铭：“泰山之高，与其不拒粪壤。” 他拒绝了亲情的“粪壤”，才堆出了禁毒战果的“泰山”。 在他的档案里，留存着这样一组惊心动魄的数据：卧底106次，侦破案件1600多起，缴获毒品3900多公斤。 这3900公斤毒品背后，是多少个像“侄子”一样可能家破人亡的悲剧被阻断？ 2007年，电影《妈妈别怪我》上映，银幕上那个亲手抓捕侄子的警察感动了无数观众。但在现实的老家，侄子的骨灰盒前香火依然稀疏，亲戚的饭桌上依然没有他的位置。 这或许就是缉毒警的宿命：在国家荣誉的丰碑正面，往往刻着个人情感的废墟。但如果再选一次，看着满桌的白粉，我相信明正彬还是会挥下那只手。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 2006-07-01—缉毒英雄明正彬：106 次生死卧底 (法制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