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不能被毁灭！美国人在发明电脑的时候，压根就没想过要使用把汉字输入法。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全球七千多名记者都在用电脑发稿，只有中国人趴在桌上手写。这不是穷，是汉字进不了键盘。 在那一刻，这不仅仅是工具的落后，更像是一种文明的“失语”。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第一台电脑是美国人为了计算弹道搞出来的，后来的改良版也是为了处理26个字母。当时的内存按KB计算，塞进26个字母绰绰有余，但想塞进数万个汉字？简直是往火柴盒里塞大象。 这种技术上的绝望感，迅速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演变成了一场文化恐慌。 极端的声音开始甚嚣尘上：“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更有激进者直言不讳：“若不废除汉字，中国便难以迈入信息社会。“”这调子是不是很耳熟？从清末开始的“汉字拉丁化”幽灵，借着计算机的东风又回来了。 汉字真的要为了适应机器而自杀吗？ 1978年，河南南阳，一个叫王永民的35岁男人说“不”。 彼时，王永民处境颇为尴尬。他本是中科大无线电专业的高材生，却因肝病身体每况愈下。无奈之下，他回到老家科委，屈就成为一名办事员。刺激他动手的，是日本人的一次“羞辱”。 彼时，南阳引入日本川光厂的“汉字照相排版植字机”。此机价格不菲，高达9万之巨，在当时堪称一笔可观的投入。那玩意儿笨拙得好笑，依靠24张幻灯片，每张密密麻麻印着273个字，打字员得像大海捞针一样去找字。 王永民在鉴定会上没忍住，质疑这机器根本没法用。川光厂的总工程师脸挂不住了，当场甩出一句至今听来都觉得刺耳的话：“你懂什么？你给我当徒弟再学三年吧！” 尊严被按在地上摩擦，往往是天才爆发的前奏。王永民跟领导立了军令状，要了3000块钱经费，发誓要搞出一套不用在那翻胶片的输入法。 这哪是搞发明，这简直是搞数据暴力拆解。 在一间30平米的办公室里，王永民把《现代汉语词典》撕了。这不是比喻，他真把1.2万个汉字一个个拆开，做成了12万张卡片。卡片铺满了地，装满了麻袋，他在这些碎片里寻找汉字的基因。 他借用了老祖宗许慎在《说文解字》里的智慧：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他发现汉字其实是由原本有限的“部件”组装起来的。 这是一场数学对语言学的降维打击。 王永民肩负重任，需将浩如烟海的汉字，以一种看似“暴力”之法，精准压缩进西方设计的键盘之中。 五年时间，这不仅仅是熬夜，这是在炼狱里扒层皮。最初的方案需要188个键，显然不行。后来压缩到62键，还是太多。 1982年河北的那个严冬，他在小旅馆里把自己关了七天七夜。他发觉彼时的36键方案虽规范，却需频繁切换数字键。而这种频繁操作会阻碍打字进程，使打字速度显著减缓，影响使用效率。为了避开这零点几秒的延迟，他把键位再次极限压缩。 最终，25个键。五笔字型彻底成型。 1983年8月28日，郑州鉴定会。当学者郑易里看到那个不需要切换就能盲打的键盘时，断言道：“汉字输入不如西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高光时刻在一年后降临纽约。 1984年，王永民带着这套软件走进联合国总部。当操作员以每分钟120字的速度在屏幕上打出汉字时，那位红头发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做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动作，她走上前，把键盘翻了个底朝天。 西方人无法理解，几万个复杂的方块字，怎么可能通过这小小的键盘敲出来？王永民笑了，告诉她：这就是你们的标准键盘，没有机关，只有中国人的智慧。 为推广五笔输入法，王永民甘愿栖身于每日租金仅7元的地下室。在那一方狭小空间里，他的三餐不过是窝头咸菜。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肝病复发，他怀里常年揣着一份6000字的遗书。 他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各个部委之间像乞丐一样推销他的软件。谁管饭就去哪讲，没饭吃也去。这不是商业推广，这是一个孤独的传教士在布道，试图告诉人们：汉字没死，汉字能活。 这种日子熬到了1986年底。美国DEC公司慧眼识珠，掏了20万美元购买专利。 这场战役的终局，定格在了一个机构名称的变更上。 1985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请注意，名字里的“改革”二字被拿掉了。 这不仅仅是行政调整，这是一个时代的休止符。它意味着“汉字必须走拉丁化道路才能存活”的论调被彻底终结。 既然机器已经学会了汉字，我们为什么还要削足适履去改掉老祖宗的文字？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巅峰时期，中国99%的电脑里都装着五笔。从微软到IBM再到苹果，巨头们不得不乖乖掏钱购买专利。 2018年，王永民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回望这段历史，你会发现那不仅仅是一个输入法的故事。那是我们在硅基时代即将到来、文明即将失语的至暗时刻，一个河南汉子用最硬核的数学逻辑，给汉字续上了命。 信息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9-05-22 15:49—王永民：一次不服气成就了 “五笔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