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晚年移居到香港，生活窘迫只能借钱维持，一次杜月笙找到刘航琛，杜月笙刚表明来意，刘航琛直接说：150万以下，杜先生自己填支票，超过这个数，告诉我一声就行。 1949年5月1日，杜月笙带着一家老小登上荷兰“宝树云”号，离开他打拼一生的上海。船行过黄浦江，远远经过浦东高桥，他站在甲板上望着那个曾经挨饿的童年故乡，心里明白，自己这辈子的起落，都与这片江水纠缠在一起。 他不是一开始就被叫“上海皇帝”的。早年在上海，他只是在水果行削皮切块的小伙计，靠一把刀赚口饭吃，人称“水果月生”。 凭着胆识和手腕，他一步步混进青帮核心，既跟权贵周旋，也在市井行走。1931年，他回高桥修祠堂，法英租界的巡捕队、军乐队、名流要员齐聚，蒋介石题“孝思不匮”，张学良送“好义家风”，那是他权势顶峰的缩影。 真正让人记住的，还有抗战时的选择。1937年日本人伸出橄榄枝，承诺只要他点头，上海照样有他一席之地，他却断然拒绝，转道香港、重庆，一头扎进红十字会的救护与转运工作，为前线和民众筹措物资。 那几年，他既和国民政府打交道，又暗中帮潘汉年他们往八路军输送防毒面具和药品，甚至出钱买《鲁迅全集》放进租界图书馆。表面上是上海滩大亨，骨子里多少还有点“愿意替人挡一枪”的执念。 抗战胜利后，他重返上海，却发现风向早变。他在码头安排的欢迎仪式被军队粗暴驱散，蒋介石也不再给他任何实际支援。他渐渐意识到，在别人眼里，自己不过是一只“夜壶”，用得着就端上桌，用不着就可以直接丢掉。 内战后期，他看清大势，没有留下，也没有跟去台湾，而是去了香港。在坚尼地台18号租了一层楼，三房一厅，和过去华格臬路的杜公馆根本没法比。 到港不久，老年哮喘复发，他几乎足不出户，昔日呼风唤雨的“大亨”，在异乡变成了蜗居一隅的病人。 来港前，他卖掉上海的一幢洋房，拿到45万美金，杜家几十口人的吃穿用度，全靠这一笔老本撑着。每月开销六万港币，大佬的排场还得硬着头皮维持，眼看坐吃山空。 他想拿房子去银行抵押，才发现当年在上海点头哈腰的经理，如今早就不认这块招牌，一口回绝。 要张口借钱，比当年打出名号还难。越是熟络的人越不好意思去求，他太清楚人走茶凉的味道。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名字：刘航琛。 这个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四川人，当年本可以在权贵身边谋个清贵差事，却跑回老家当小学教员，后来被刘湘看中，破格提拔做财政厅长。 1933年，刘航琛奉命来上海买军火，被黄金荣的人盯上，差点落入绑票局。生死关头，杜月笙出面摆平，一分钱没收，只听刘航琛说了句“大恩不言谢，日后再报”。 那句“日后再报”，十几年里谁都没当真。直到1949年，两人都到了香港，角色忽然调转过来。那天杜月笙走进刘家，几次张口又咽回去，最后才把窘境说出来。 他本以为对方最多给几万应应景，没料到刘航琛干脆递过一张空白支票，只说：“150万以内，杜先生您自己写，超过了事先跟我打个招呼。” 杜月笙握着支票，手都有些抖。回到家，他把支票摊在桌上，一边算着二十多口人的开销，一边心里打鼓，钢笔悬在空中半天，最后写下“80万”三个字。 他明白，这不是简单的金钱往来，而是有人在他跌到尘埃时，还愿意替他留一份体面。 后来他托人送去一坛陈年花雕，只写一句“欠君之情，来生再报”。刘航琛收到之后，当天就让人把支票存根烧掉，对管家说：“杜先生要脸，要不是到了这一步，他不会来开这个口。” 1951年，杜月笙病重在香港的病床上躺着，身上只剩一把骨头。刘航琛去探望，他拉着对方的手说：“航琛啊，我这一辈子，对不起很多人，可没亏过你。”刘航琛别过头，假装在看窗外，不让人看见自己红了的眼眶。 去世前，他还做了一个决定。他让女儿从汇丰银行把那包欠条取回来，当着全家人的面一张张撕碎烧掉，叮嘱子女千万不要拿着这些欠条出去讨账。 他说，借出去的是钱，记在心上的才叫人情。懂感恩的，不用欠条也记得；不懂感恩的，拿着纸也讨不回。 火光里，欠条化成灰烬，上海滩的旧账也随之一笔勾销。真正留在世上的，是高桥祠堂门口那几块匾，是抗战时运来的药箱，也是那张曾经空白的支票。 风光散尽之后，还能有人愿意不问缘由递上一张空白支票，又悄悄把存根烧掉，这种情分，比他当年指缝里漏出去的黄金，还要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