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忽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 1952年，北京秋风带着寒意。西单街口，一个不起眼的字画摊前，史树青停住了脚。摊上卷轴堆得乱七八糟，纸张泛黄、边角卷起，像极了普通旧物。 他随手抽出一轴人物像，画轴刚展开，那一瞬间，他整个人像被定住，脸上的血色一下子退了个干净。 画中人端坐，眉眼冷峻，头上那顶白貂皮七褶狐帽、身上左衽皮袍，与他熟读的《元史》记载严丝合缝。再捏捏画纸，粗粝坚韧，是典型的桑皮纸手感。画角那一方朱红印迹虽被岁月磨淡，四个篆字“大元内府”却隐约可辨。 所有细节叠加在一起，指向一个惊人的可能 这可能不是街头赝品，而是一幅元代宫廷画师为成吉思汗所绘的御容。 摊主是个中年妇女，说家里搬迁清理旧物，这画是公公陈宦留下的。当年陈宦在北洋任要职，与蒙古王公往来时曾收过重礼，这画就夹在其间。 陈家后来家道中落，后辈既不识货，也撑不起家，只好把它当普通旧画拿出来卖。她并不清楚来历，只希望早点出手换点生活费。 史树青身上只有3块钱，这是当时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他没有还价，把钱塞过去，抱起画卷就走。 第三天本该拿去给朋友买礼物的钱，就这样变成了一幅“来历不明”的旧画，在很多人看来有些不值，可他心里很清楚，这可能是一件关系到整个民族记忆的东西。 回到家，他反锁房门，把画一寸寸摊平，从纸纹、笔触、设色到衣冠细节逐一比对，又翻出文献核对帽式、服制描述。随着“大元内府”那几笔模糊的朱印被辨认出来，他几乎可以肯定自己碰到的是一件国宝。可单凭一人断语毕竟不稳，他很快把画送到几位重量级专家面前。 张珩、启功、谢稚柳等人围着画卷，从宫廷画风、桑皮纸特征到钤印、裱工一一讨论，最终得出一致结论，这是一件创作于1278年前后的元代宫廷绘画，是忽必烈下令为祖父成吉思汗绘制的御容祖像，比台北故宫那幅明代摹本早近200年，是目前存世最早、也最接近真容的成吉思汗画像。 谜底揭开之后，另一个问题摆在史树青面前 这么一件重器，是留在自己家里，还是交给国家 从履历看，他完全有资格把它当成自己一生的“镇宅之宝”。 他自小在琉璃厂古玩堆里长大，十几岁就能从一摞旧书里挑出丘逢甲真迹，读书时在辅仁大学、北大、南开辗转求学任教，精通金石书画与古文字，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又在困难年代用馒头、半个包子从民间换回不少文物。 可以说，他的整个人生都和“捡漏”“护宝”紧紧缠在一起。 1953年，他给了自己一个干脆的答案 把这幅画无偿捐给国家。别人问他不心疼吗 他只说 真正的藏家眼里没有价钱，只有血脉。对他来说，成吉思汗画像不该躺在某个学者的私宅，而应该回到属于全民的博物馆。 此后，这幅编号1101的元代成吉思汗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后来的国家博物馆安静地展出。画中人披裘戴帽，目光冷峻，成了教材、论文、纪录片里最常出现的形象，也成了许多人认识这位草原帝王的第一张脸。 观众透过玻璃看过去，很少有人会想到，它曾蜷缩在街头旧布箱里，差点被当废物处理。 再往前推几十年，一个在琉璃厂长大的少年，靠着摊位边的一只放大镜，一点点记住纸墨的气味、刀刻的深浅、款识的笔法；再往后看，那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仍在为孔望山摩崖、早期佛教造像奔走考证。 成吉思汗画像只是他诸多发现中的一件，却最清楚地说明了他是谁 不只是眼力过人的鉴定家，更是把个人爱好、学术功夫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的人。 国博展厅里，人来人往，玻璃后的那张脸已经沉默了700多年。若没有1952年西单街口那一瞥，它也许早被丢在某个角落无人问津。 史树青用3块钱做出的选择，让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重新站到公众面前。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那句“只有血脉”，而这幅画，正是他一生信念最具体的一次显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