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位老妇人请汉奸侄子吃饭，突然压低声音问道：“侄儿，能不能给我弄300发子弹。”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地区成为日伪军重点控制区，当地民众生活艰辛，许多人被迫应对占领军的统治。马宗英出生于1900年，出身贫苦农家，从小裹脚，行动不便，早年丧夫，独自拉扯儿子长大。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入侵山东，滨县一带村庄屡遭扫荡，民众流离失所。马宗英目睹乡亲遭受日军暴行，逐渐觉醒。1938年，她接触到中共地下组织，经过考察，成为一名秘密交通员。以卖烧饼包子为掩护，她在街头巷尾传递情报，联络抗日力量。她的儿子也在这一年加入八路军，投身前线作战，从此音讯渺茫。马宗英的工作范围覆盖滨县周边乡镇，她常常背着篮子，走村串户，表面上贩卖食物，实则传递文件和药品。日伪军在当地设立据点，加强巡逻，马宗英多次险些暴露身份，但凭借机警躲过搜查。她的侄子则在伪政权中任职，看守军火库，负责弹药管理，这让他掌握一定资源，却也陷入道德困境。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民众支持，八路军在沂蒙山区和渤海湾一带开展游击战，弹药短缺成为制约因素。1941年，抗日队伍面临日伪军大扫荡，急需补充军火。马宗英接到任务，需获取300发子弹供给前线。她选择求助侄子，因为他职位便利，能接触弹药库存。侄子起初在伪军中混迹，借日军势力维持生计，在乡里威风一时，但家族血脉让他难以完全漠视抗日呼声。马宗英的请求让他面临生死选择，最终他同意提供子弹。三天后，子弹秘密运抵，马宗英迅速转交给联络员，确保弹药抵达抗日队伍手中。这批子弹在后续战斗中发挥作用，帮助八路军击退日伪军进攻。马宗英继续她的地下工作，传递更多情报，支持根据地建设。她的行动体现了山东妇女在抗日中的贡献，许多类似女性以家庭主妇身份掩护革命活动。 事件不久后，日军通过密报察觉异常，逮捕马宗英，对她实施严刑拷打。她遭受鞭打和吊绑，却始终保持沉默，没有供出侄子或其他同志。侄子得知消息，利用职位打探情报，得知行刑日期。他绘制军火库布防图，联系抗日联络员，请求援助。八路军据此制定计划，分兵两路，一路营救马宗英，一路袭击军火库。行动当天，广场上日伪军准备处决，八路军突然袭击，成功解救马宗英。另一路队伍缴获大量弹药，日军损失严重。此后，侄子脱离伪政权，加入八路军，成为抗日战士。他在山区参与多次战斗，积累作战经验。马宗英被转移到根据地，继续从事后勤工作，如照顾伤员和传递情报。她的儿子在1942年的一次战役中牺牲，这让她更加坚定抗日意志。她常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强调民族大义高于个人得失。 1943年，日伪军在山东加强清乡，马宗英所在根据地面临压力。她侄子在战斗中负伤，马宗英不顾年岁和裹脚不便，徒步赶往照顾，帮助他恢复健康。他归队后，继续在前线作战，立下战功。马宗英的交通员角色扩展到联络更多群众，组织妇女纺纱织布支援部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运动蓬勃，许多人像她一样投身革命，形成后方保障体系。她的故事在当地流传，激励更多民众加入抗日行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山东开辟多处根据地，马宗英参与情报网建设，确保信息流通。日军在1944年发动更大进攻，但根据地军民顽强抵抗，马宗英的贡献被组织认可。她始终保持低调，生活简朴，体现出普通党员的品质。 抗日胜利后，1945年日本投降，马宗英和侄子重逢，感慨多年艰辛换来和平。战后，她返回家乡，继续从事基层工作，参与土地改革和生产恢复。侄子选择务农，陪伴姑母。马宗英于1981年逝世，她的经历被记录在党史资料中，成为山东抗日史的一部分。类似故事在各地发生，反映了民众觉醒过程。许多伪军人员在家族影响下转向抗日，体现了人性复杂性。马宗英的侄子最初投靠伪政权，出于生存压力，但最终选择正途，避免了彻底堕落。抗日战争中，山东妇女群体发挥关键作用，她们不畏艰险，支持前线，贡献不可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