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杨杏佛被刺，20发子弹，射向敞篷车，他竟给儿子挡下子弹，那天是6月18日清晨，才刚过七点，杨杏佛带着15岁的儿子杨小佛要去郊外骑马。 那个星期天的早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还算安静。杨杏佛喜欢骑马，这是他难得的放松。儿子杨小佛就在身边，十五岁的年纪，正是崇拜父亲的时光。 谁能想到，死亡的阴影已经罩了下来。他们刚踏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踏上那辆敞篷车，枪声就炸响了！不是一声两声，是整整二十发子弹，从不同方向泼水一样打过来。这不是一般的仇杀，是处心积虑的围攻，是要确保他必死无疑。 关键就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据杨小佛先生晚年回忆，枪响瞬间，父亲杨杏佛不是自己趴下，而是“扑在我的身上”。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暴露了一切。那是一个父亲最原始的本能，用身体筑成最后的盾牌。 杀手们的子弹，几乎全部倾泻在了杨杏佛身上，他当场倒在了血泊里。而杨小佛，在父亲的躯体庇护下，奇迹般地只受了点轻伤。杨杏佛用自己生命最后的力量，完成了对爱子的守护。 然而，我们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杨杏佛？他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干事长兼总干事，这个职务，在当时可是个“要命”的差事。同盟的发起人是蔡元培、宋庆龄，干的什么事？营救政治犯，揭露监狱黑幕，公开批评当局侵犯人权。 在1933年的上海，这是什么性质？这是把手指直接戳到某些势力最敏感、最疼痛的地方。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就像在黑屋子里点起一盏灯，让很多人坐立不安。杨杏佛作为实际的操盘手和发言人，自然成了那盏灯最亮的灯芯，也成了黑暗最想掐灭的目标。 事实上，暗杀前的风声已经紧得不能再紧。同盟收到过恐吓信，同志们都劝杨杏佛暂避风头。可他怎么做的？据说他反而更频繁地公开露面，意思很明白：我怕了，退缩了，这同盟还怎么办下去？这盏灯还怎么亮？这是一种明知山有虎的决绝。他甚至可能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只是没想到，结局来得如此暴烈，而且差点殃及爱子。 那天的杀手，是谁派的？历史早已给出公论。这种在法租界精心策划、动用多人多枪的公开处决式暗杀，没有强大势力的默许与支持，根本不可能完成。 刺杀杨杏佛，目的远不止于消灭他一个人。这是一次恐怖的“斩首”行动，更是一次严厉的“警告”。警告所有敢于为民请命、敢于揭露黑暗的知识分子：看清代价，闭嘴保命。 讽刺的是，暴力能消灭肉体，却常常封不住声音，反而会放大它。杨杏佛的血，没有浇灭那盏灯。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表了义正辞严的声明，鲁迅先生更是冒雨参加了杨杏佛的入殓仪式，出门故意不带钥匙，以示赴死的决心。 杨杏佛的死，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言路的逼仄与抗争的悲壮。他保护了儿子的生命，而他自己的死，某种程度上，也以一种惨烈的方式，“保护”或说唤起了更多人对“民权”二字的沉重思考。 一个提倡保障他人生命权与自由权的人，自己的生命权却被如此粗暴地剥夺。这个悖论，是那个时代最深的悲剧底色。杨杏佛倒下了，他从一个优秀的地质学家、教育家，最终成为民权道路上的一尊血色路标。他给儿子挡下的子弹，是一位父亲的最后温柔；而他身上承受的弹孔，则是一个时代无法愈合的伤口，时刻提醒后人，那些未曾走远的、为基本权利而斗争的惨痛往事。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