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因为挪威单方面取消中国船厂130亿订单，大船海工一夜直接负债20亿，直接被迫宣布破产。 2019年的大连港，海风带着一股肃杀的寒意，船坞里停着几座如钢铁怪兽般的自升式钻井平台，它们沉默地矗立着，仿佛在嘲笑账面上那个触目惊心的赤字，那一年曾参与过辽宁舰改造、被视为中国造船业“长子”的大船海工，轰然倒在了破产重整的血泊中。 并不是因为技术不行，也不是因为造不出船，而是因为一张精心编织的“130亿大饼”账面上高达18.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0亿）的超级订单，最终变成了一根勒死巨人的绞索。 当你翻开那一年的财务报表，会发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商业失败，而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国际商业猎杀，猎手名叫约翰·弗雷德里克森，挪威SeaDrill公司的创始人，这名字在圈内如雷贯耳，福布斯榜单第75位的顶级富豪，手握70多艘油轮的“世界船王”。 2013年8月，当这位大鳄向急于出海的大船海工抛出8座F&GJU2000E标准钻井平台的橄榄枝时，所有人都以为天上掉馅饼了，那时候的大船海工，太渴望一张通往国际高端市场的入场券了。 尽管国内地位显赫，但在深海钻井这种西方垄断的领域，我们还是个迟到的追赶者，面对每座2.3亿美元的天价诱惑，管理层的心理防线被“世界船王”的光环彻底击穿，为了拿下这笔单子，甚至为了所谓的“打响海外知名度”，大船海工把姿态放到了尘埃里。 这正是悲剧的起点，在谈判桌上，急于求成的心态往往是致命的，SeaDrill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技术指标：400英尺水深、3万英尺钻深，这些都没问题，中国制造咬咬牙能啃下来，真正埋下地雷的，是那个看似不起眼的“管辖权条款”。 一旦发生纠纷，必须在挪威法院解决，这意味着，大船海工还没开工，就已经主动交出了手里的盾牌，更狠的招数还在后面，就在大船海工完成了前期备料、沉没成本已经砸下去的时候，SeaDrill突然变脸了。 对方两手一摊，说资金周转困难，要把原本行规30%的预付款压缩到10%这时候的大船海工，其实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要么立刻止损，前期投入打水漂，要么赌一把，接受这侮辱性的10%，先把项目转起来，在巨大的业绩压力下，他们选择了后者。 这不仅是妥协，更是吞下了一枚慢性毒药，因为剩下的90%资金缺口，加上后续庞大的建造费用，全都要靠大船海工自己去垫资，这一垫，就是整整五年，也就是在那几年里，大船海工像个不知疲倦的输血机，源源不断地把高达17亿美元的资金泵入这8个钢铁躯壳。 2018年，图穷匕见，SeaDrill突然发难，单方面宣布取消其中6座平台的订单，理由含糊其辞，指责工期太慢，这简直是赤裸裸的耍流氓，但在国际博弈中，流氓往往穿着西装，大船海工还没从这一闷棍中缓过神来，2019年对方又挥下了第二刀，取消了剩余2座订单。 这就完了吗没有，最令人齿冷的剧情上演了：这家挪威公司利用主场优势，在挪威法院恶人先告状，不仅不赔偿损失，反而要求大船海工退还最初那10%的预付款，并支付利息，这就是那条“管辖权条款”爆发出的毁灭性能量。 让人家在你家里打官司，裁判还是人家的人，这仗怎么打，大船海工不仅白干了六年，垫付了十几亿美金，最后还背上了20亿人民币的即时负债，一夜之间流动性枯竭，被迫宣布破产，如果不是国家出手，这个故事的结局将是一片废墟。 关键时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站了出来，那笔赔付金成了救命的氧气，随后通过复杂的“债转股”操作，在国家资本的强力托底下，大船海工才得以在灰烬中艰难重组，保住了中国海工制造的火种。 如今回头看，这哪里是订单，分明是挪威老牌资本家给中国制造业上的昂贵一课，所谓的“契约精神”在绝对的利益和不对等的法律地位面前，脆弱得像一张废纸。 信息来源：中国船舶信息中心，中国海洋工程网编. 中国海洋工程年鉴 2016版[M].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