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身兼河东、范阳和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忧国之危”起兵反叛，随后叛军一路南下，接连攻克汴梁和洛阳，兵锋直指长安。暂且不论安禄山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何种地步，战争毕竟是靠实力说话的，此时的唐朝共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共计十个藩镇，安禄山仅十占其三，为什么敢以一隅之地向大唐朝廷发起挑战呢？

节度使这种极易导致尾大不掉的制度并非唐朝立国时确立，而是玄宗首创。

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装备给养均由个人负担，显然这样做的好处是军队不需要朝廷花钱供养，但相对应地国家要授予军户一定的田地。

府兵制始于南北朝，成熟于隋末，终结于盛唐，《木兰辞》中描述的木兰从军前“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就是府兵出征前自购武器马匹的场景。这种兵役制度曾帮助太宗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活捉窦建德，为大唐立下不世功勋，也是太宗最为骄傲的一种体制，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均田制。一旦府兵失去田产，就丧失了从军打仗的物质基础，不仅养活不了家小，也无法为自身添置甲杖。

随着唐朝日渐繁盛，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均田制遭到破坏之后，府兵制就失去了存在的环境。至天宝年间，面对无府兵可用的局面，朝廷不得不启用募兵制，也就是花钱招募职业军人打仗。接下来就出现一个问题，府兵制时期“兵士在田，将领在朝”，遇有战事朝廷才指派将军领兵，而募兵制则需要需要专门的将领进行管理，这些将领便是后来的节度使。

起先节度使只有兵权，没有行政权和财务权，但两种兵制对比不难发现，募兵制太花钱了，单靠朝廷供养甚为吃力。

为了减轻朝廷压力，皇帝开始授予节度使一定的财权，同时为了便于调度，又授予其一定的行政权，节度使已成为事实上的一方诸侯。有唐一代，各节度使多数驻兵在边疆，唐朝的版图在巅峰时达到将近1700万平方公里，内部却极为空虚，朝廷能够直接掌控的兵马只有少数禁军。

节度使们更愿意从边疆本地招募军人，比如安禄山军中就有大量突厥、室韦和契丹士兵，这些军士的作战能力自不待言，但对朝廷的忠诚度却大打折扣。

天宝时期，大唐在东北、正北、西北和西南共设置十个藩镇，其中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共辖四万余人，镇守西域；剑南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统领五万余人，防备南蛮。仅从位置上就不难看出，以上四镇对于应付国内叛乱显然有些鞭长莫及。剩余的六个节度使分别是河东、范阳、平卢、河西、陇右和朔方，其中哥舒翰控制河西和陇右，安思顺负责朔方，而安禄山一人就独霸河东、范阳和平卢。换句话说，此时的安禄山是有足够的实力与底气与大唐分庭抗礼的。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河东三镇裹挟着大量杂胡士兵挥师南下，进击中原犹入无人之境，唐军不得已退守潼关。此时只要大唐按兵不动，叛军久必生变，奈何玄宗令守将主动放弃潼关与敌决战，结果全军覆没，长安随之沦陷。

此后的脉络便是玄宗逃往四川，肃宗在灵武登基，在之后长达八年的战争中，唐朝甚至借兵回纥才将安史之乱彻底平定，而大唐的辉煌也自此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