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潘汉年被逮捕。5月19日，潘汉年的妻子董慧也被执行逮捕。6月26日，董慧被押入监狱，熬过了非常艰难的7年。

1962年6月，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的罪名，对董慧进行了结案处理。后来，董慧获得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宽大处理，被安排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宿舍里生活。

得知董慧出狱后，她在香港的兄长特意写信，要她到香港居住，但被董慧拒绝。

董慧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她对潘汉年的感情很深。董慧认为她必须要留在北京，为丈夫潘汉年奔走呼吁。

那时候，许多人都认为董慧这样做不值得，甚至劝她和潘汉年离婚，并表示这样一来就可以恢复她的党籍和职位。对此，董慧坚决表示了拒绝，并冷笑着说：“为了荣华？为了富贵？我连生命也视若等闲了！”

一次，在和好朋友张丽敏聊天时，董慧提到了有人劝她和潘汉年“离婚”的事情，并爽朗地说：“就算我倒足了霉，也不应该撇下潘汉年一个人过；要享福的话，当年我就不会去延安了。”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董慧的眼睛里充满了坚定。的确，对于董慧来说，如果不是有着革命信仰，她也没有必要千里辗转到延安，参加革命青年的活动。那样，她完全可以过上富足一生的生活。

1918年，董慧出生在香港一个爱国的实业家家庭里，原名董奉然。董慧的祖籍在广东，她的父亲董仲维是香港总商会会长、道亨银行董事长。可以说，董慧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一个千金小姐。

在董慧小的时候，父亲董仲维认为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教育制度有明显的殖民教育痕迹，对于子女学习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十分不利。因此，董仲维将爱女董慧送到广州求学。

在广州培道中学求学期间，董慧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内心开始追求进步，向往革命。

1937年，董慧从广州培道中学毕业。随后，在父母的支持下，董慧从香港出发，前往北平报考大学。

在北平考学期间，董慧恰逢卢沟桥事变。然而，董慧却没有返回香港，而是与流亡学生一起到了西安。

在西安，董慧考上了由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北联合大学。

上学期间，董慧心中的爱国热情高涨，主动找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求报考延安的革命学校。

考核合格后，董慧不惧道阻且长，毅然踏上了前往延安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在延安，董慧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参加了学习。

1938年1月，董慧加入中国共产党。半年后，董慧转入延安马列学院，进行了学习。期间，董慧系统接受了革命理论的教育熏陶，更坚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理想信念。

8月，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优秀战士潘汉年，奉命从香港返回延安。10月，潘汉年受邀到延安干部训练班作了报告。

期间，潘汉年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董慧在台下和学员们则热烈掌声，表达了对潘汉年敬佩。这也是董慧第一次见到潘汉年。这一年，董慧20岁，虽然性格沉静寡言，但出落的亭亭玉立，十分招人喜欢。

在几天的授课过程中，董慧了解了党在隐蔽战线上曲折艰难、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此外，董慧还知道了潘汉年的革命经历，油然萌生了对潘汉年的敬慕崇拜之情。

此时，董慧和潘汉年之间并没有更深一步的交往。然而，不久后，命运再次将他们聚到一起。

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上海和香港地区的隐蔽战线领导工作，便决定将潘汉年派回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那时，考虑到潘汉年肩负的重要任务，组织决定给他配备一名机要工作者。经过筛选，选定了有着显赫家庭背景的董慧。

因为董慧特殊的家庭背景可以提供特别的安全保障，而她父亲开办的银行，也可以为她提供最佳的职业掩护，再加上董慧坚定的信仰和工作细致的特点，完全具备了一个忠诚可靠的地下党员的全部条件。

很快，组织上便将董慧安排到中央社会部，担任潘汉年的助手，协助潘汉年工作。

不久后，董慧奉命从延安出发前往香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以董家大小姐的身份，在道亨银行当了一个小职员，实际上从事情报工作。

期间，潘汉年经常通过董慧 ，把党的重要文件和秘密材料安全送到香港。每次出任务时，潘汉年都会千叮咛万嘱咐，悉心为董慧安排好一切。对此，董慧十分感激。

那时候，潘汉年与党内的其他同志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的联络交往，大部分是由董慧安排的，就连党组织所需要的经费，也是由董慧经办处理的。

为了革命，董慧愿意付出一切，就连她的家，也成为了潘汉年开展工作的重要场所。有时候，潘汉年在董慧家里约人见面，董慧便留心是否有可疑之人在附近活动。

在多年的革命过程中，董慧和潘汉年之间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1年，在潘汉年生日那一天，董慧将一套精装的《资本论》送给潘汉年。对董慧送来的生日礼物，潘汉年十分珍惜。

1942年，潘汉年奉命撤到淮南根据地，而董慧依然凭借董家大小姐的特殊身份留在上海，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离开上海后，潘汉年对董慧十分惦念，于次年五月写下一首诗，取名为《五月寄慧》，其内容为：“处处烽烟离恨天，孤灯独坐觉春寒。山光馆内当年梦，何日重逢续旧缘。”

年底，董慧来到淮南根据地短暂停留。期间，潘汉年向董慧表达了深切的关怀之情。在董慧离开的时候，潘汉年又情难自抑，赋诗一首，名为《寒风曲》：“寒风吹晓日，大道锁青霜。马蹄声声得，方寸益惶惶。此别伤心处，无言泪几行。”

次日，面对月光下的孤单影子，潘汉年一直喝酒到深夜，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眠，又起身来到办公桌前，写了一首《别后》：“别后贪杯且抑情，醉乡岂可托浮生。星残月落天将晓，烛尽樽空泪有痕。脉脉相思难入眠，凄凄久别最伤神。恩怨满腹难分说，不必千言苦字真。”

在这些诗篇中，无一不是表达了潘汉年对董慧的思念和爱恋之情。

1944年10月，特务闯进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逮捕了一些人。想到其中有一个人和董慧有过联系，潘汉年的心里万分焦急，一方面派人通知董慧转移，一方面准备通过一个控制的汉奸进行营救。

在见到那名同志时，董慧表示事情并不严重，目前没有什么危险，并且已经和那个人割掉了联系。听说董慧临危不乱，潘汉年心里十分高兴，也非常佩服。

1947年，在解除了由父母包办的、名存实亡的婚姻后，潘汉年与董慧在香港结为百年之好，成为了一对情投意合的红色伴侣。这一年，潘汉年41岁，董慧29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和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协助陈毅市长领导上海市的反特工作；董慧也在上海市统战部参加了工作。

1963年2月，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秦城监狱，前往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参加劳动。

得知潘汉年在团河农场后，董慧也赶来与丈夫团聚。在这里，潘汉年每月领着200元的生活费，还被安排了一个小院居住。

在这个小院里，潘汉年和董慧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也比较自由。那时候，潘汉年和董慧在小院里养了花、种了树，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鱼，还被允许进城去探亲访友。

对于这样的生活，潘汉年和董慧都比较满意，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对党和政府这样的处理心怀感激。

在多年的夫妻生活中，董慧对潘汉年有着很深的感情。在那段日子里，董慧和好友聊天的时候，从来不掩饰这种感情。

因此，董慧和张丽敏提到有人劝她和潘汉年离婚时，在说完“就算我倒足了霉，也不应该撇下潘汉年一个人过；要享福的话，当年我就不会去延安了”后，又加了一句态度坚决的话：“好在没有子女拖累，将来两个老人死后，埋在一起算了。”

1967年，潘汉年与董慧再次被带到秦城监狱，接受审查。1975年，潘汉年和董慧被安排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参加劳动。

在这里，因为潘汉年和董慧的身体都不好，两人得到了特殊的照顾。对此，董慧还幽默地说：“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1976年10月，身患重病的潘汉年心中感念爱妻，写了一首长诗《给董慧》，表达了这种感情：

“相爱成遗恨，奈何了此生。怜君犹少艾，为我困愁城！昨日同生死，今朝半残身；但求息怨恨，勉力觉新人；道路分明在，火星铸忠魂。抗敌隐地下，十载尔同行；北上延安路，朝夕共苦辛；南旋千万里，悄然居海滨；六年留上海，解放更相亲。倘有千般罪，当有风先闻；堪叹莫须有，一脉贯古今！沉冤二十载，欣闻四害平；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

1977年，潘汉年病情严重，被转到长沙接受治疗，董慧因为身体不好，不能随行照顾。对此，董慧十分难过。

在离开的时候，潘汉年使了很大的劲，对爱妻说：“我一定会回来的！”然而，潘汉年却再也没有回来。

4月14日，董慧接到潘汉年病情加重的消息，忍着双腿的疼痛，赶到长沙医院，见到了丈夫最后一面。

当天，在爱妻董慧的陪伴下，潘汉年病逝，享年71岁。

潘汉年去世后，董慧的家人从香港来信，劝她到香港生活，却被董慧拒绝，她坚持要留在了洣江茶场，期待潘汉年平反昭雪到来的那一天。

1979年2月24日，董慧在湖南洣江茶场医院里病逝，享年61岁，最终没有等到为丈夫平反的日子。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在这个通知里，推翻了强加在潘汉年头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

1997年7月22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国家安全部隆重举行了重新安放潘汉年和夫人董慧骨灰盒的仪式，实现了董慧在死后与丈夫潘汉年埋在一起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