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清朝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一方面他刻薄寡恩、阴鸷残忍、权力欲极强；而在另一方面，他励精图治，敢于向利益集团开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改革家。一生之中，雍正树敌无数，上至皇亲国戚，中至满汉官僚，下至民间知识分子，均对他不以为然，颇为不满。

雍正六年（1728年），偌大的雍正王朝出现了一件奇事，那便是曾静案。

岳钟琪，是雍正最为倚重的汉人将领之一。他是将门之后，转战于青海、甘肃、云南，为雍正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到了雍正六年，岳钟琪已经升任川陕两省总督、宁远大将军，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在雍正的宠信下，岳钟琪富贵无边，在川甘两地拥有无数豪宅，僮仆上千，良田阡陌纵横交错，可谓是位极人臣。

然而即便如此，岳钟琪的心里却一直有个隐忧，那就是他的身份。岳钟琪是南宋名将岳飞之后，而岳飞的死对头，正是满洲族的祖先——女真人。因此很多满洲人士经常弹劾岳钟琪，说他是岳飞之后，必将为宋明而复仇。

而民间排满人士也相信，岳钟琪身上流着英雄的血液，将是恢复汉人荣耀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岳钟琪知道，雍正也知道。虽然雍正表面上对他抚慰有加，但是这个“阴沉皇帝”心里到底想着啥，谁也不知道。年羹尧曾是那样受雍正的宠信，结果又如何呢？因此岳钟琪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高压的环境之下。

早在1727年8月4日，岳钟琪正领兵坐镇成都府。当天正午，突然有个男子双手各握一颗手头，在大街上狂奔，边跑还边喊：“岳公爷率川陕兵丁要反了！成都东南西北个城门会有人同时策反，见人就杀啊！”

后来查明，这个人实属是个疯子。这下子可把岳钟琪吓得不轻，他赶紧上书雍正，要求卸去自己的职务，去当个普通的平民。然而雍正却回信：

“这几年来收到诋毁你的谤书已经够多了，说你是岳飞之后，意欲修宋金之报复。但我认为这些都是一些荒唐悖谬之议，我不会相信的！”

结果岳钟琪刚刚平静下来还没有一年，他又再次收到一封信，信的主人名叫“夏靓”。信中说，岳钟琪乃是岳飞之后，应该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信中说：

“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趁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可谓是“天昏地暗，神州蒙尘，富者愈富，贫者越贫。”

在大骂满清的同时，“夏靓”又将矛头指向了雍正。他列举了雍正十大罪状，所谓弑兄屠弟；谋父逼母；怀疑诛忠；虽富有四海、府库充盈，却十分贪财；性喜好杀，酗酒成性、纵情声色。无怪乎“天怒人怨、鬼哭狼嚎”了。

收到信后，岳钟琪吓得面如土色。这封信的言论是如此大胆和“反动”，要是真被此事所牵连，别说什么荣华富贵了，自己的人头都要不保。况且雍正耳目众多，若不提早将此事公之于皇帝，麻烦就大了。

一方面，岳钟琪将投书的书生张倬抓了起来，并进行严刑拷打，要他交待作为幕后主使的“夏靓”到底是谁。另一方面，岳钟琪立即将逆书呈报给雍正，以示自己的忠诚。

很快，雍正便收到了岳钟琪飞马寄送而来的逆书。当他看到“夏靓”骂自己“弑兄、屠弟、谋父、逼母”等罪状时，竟然被气哭了。雍正常说自己“就是这样的汉子”，如今却被骂哭。很显然，这封逆书给他心灵的伤害是很大的。

自雍正继位以来，其质疑声就不断。众所周知，康熙曾立皇后赫舍里的儿子胤礽为太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俩失和，导致太子二度被废。由此，康熙的九位皇子皆参与到夺嫡的斗争之中。后来，康熙不得不采用“秘密立储”的方式，将皇嗣人选藏在匣子之内，等康熙死后再打开。结果显示，康熙将皇位传给了四子胤禛，也就是雍正。

作为第四子，从嫡庶关系上看，雍正不是嫡子，也不是长子，年龄高不成低不就。从才能上看，雍正的才能固然出众，但他的兄弟们也不差；从受宠的程度上看，雍正也并不比十四王爷好到哪去。

因此当雍正继位后，他的兄弟们皆颇为不满。十四王爷从青海前线回到京城，并在雍正面前扬言：“如今我兄为皇帝，尚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后，我事毕矣。”

雍正一怒之下，将这个一母同胞的兄弟赶到皇陵里守陵，不仅剥夺了他的兵权，更夺走了他的自由。

至于之前一直和他作对的八王爷一伙，雍正更是不顾兄弟情面，圈禁了他最厌恶的八王和九王，开除了他的宗籍。甚至将八王爷改名“阿其那”，将九王爷更名“塞斯黑”。在满语中，是“猪狗”和“讨厌鬼”的意思。雍正之残忍和刻薄，可见一斑。不久后，八王和九王便双双死在狱中。

在雍正心中，自己的皇位是名正言顺的。然而在社会上，八王的余党一直在散播对于雍正不利的消息。雍正的母亲乌雅氏，一向就不喜欢这个儿子。雍正称帝后，她并不是很高明。更巧的是，乌雅氏竟然死在了雍正元年。而这也给了八王余党以口实，他们说雍正不仅谋父，而且还自己亲生母亲给逼死了。

除了母亲去世，雍正的子女似乎也受到了报应，他的后妃生有九子四女，其中四女六子殇逝。

对于雍正来说，他的舆论环境是相当被动的。首先，清朝以小族临大族，入关之后杀戮极重，建国之后也有着严酷的民族压迫。因此在合法性上，清朝是不足的。

其次对于雍正本人来说，他一直面临着上述合法性问题。而岳钟琪所收到的逆书，几乎从根本上否定了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夏靓不仅给雍正扣上了昏庸无能、刻薄残忍的罪名，还说他违背人伦、大逆不道，完全是对他的全盘否定。因此可以说，岳钟琪的逆书绷断了雍正心中最后一根弦。

雍正冷静下来后，立即对岳钟琪发号施令：

“我做梦也没想到，天下竟然有人如此评我，也未料到逆情如此之大！这种大逆不道的东西竟然自投罗网，难道不是天意吗？我在此深深感谢上天对我的大恩……”

于是雍正命令岳钟琪，赶紧查出幕后的主使。

为了获得口供，岳钟琪对张倬进行了严刑拷打。然而张倬嘴硬，一句话也不肯透露，这让岳钟琪头疼不已。

岳钟琪毕竟是足智多谋的宿将，他见硬得不行，于是就来软的。岳钟琪将张倬从监狱里提了出来，然后召唤此人到达官署，还给他奉上了一碗茶。

岳钟琪对张倬温言道：“对于你和你老师夏靓的观点，我是很赞同。但是皇帝耳目众多，所以不得不对你严刑拷打，否则我自己也不保。如今耳目已经被我摒除，你可以给我说实话了。”

一开始，张倬还有所提防，不肯说出夏靓究竟是什么人。然而张倬毕竟只是个书生，社会经验不足。特别是当他听到岳钟琪痛哭流涕，说自己“对天发誓，不会泄露半句”之时，终于卸去了心防。

张倬说，他的老师夏靓的真名叫曾静，家住湖南永兴县蒲潭村，和他一起谋反的，还有三人。这三人均精于兵略和火器。如获至宝的岳钟琪赶紧给皇帝写了一封密折，将曾静之事原原本本地道出了。

岳钟琪得知此消息后，如获至宝，于是立即飞书上报了雍正。书中将自己如何向张倬套话，获知曾静以及谋反人员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看完岳钟琪的密折，雍正专门将“盟誓”两个字圈了出来，然后再次流泪：

“读至“盟誓”二字，朕不觉流泪。”

不过他也安慰岳钟琪说：“此等盟誓乃不得已的权变之举，神明有知，不但不降祸，还一定会消灾灭罪，赐福延禄。”其后，雍正立即命令心腹李卫，将曾静一伙儿通通抓起来。

很快，作为“罪魁祸首”的曾静，便被带到了北京，看押了起来。换做其他皇帝，即使是再仁慈的君主，曾静也将被满门抄斩。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以“残酷”而闻名的雍正却不准备杀他。不仅如此，他竟然要和这名重犯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辩论赛。他要让曾静看看，自己到底是何等英明勤政的君主。

曾静，本是一名乡野书生，是如何产生反清想法的呢？原来，曾静虽然颇读过一些书，但从未考取过功名。在家乡，只能以教书为生。后来，他读了反清学者吕留良的著作，开始萌生反清复明的想法。

到了后来，侍奉八王爷、九王爷的太监被发配到南方烟瘴之地，一路上到处散播关于雍正不利的言论，被百姓听到后到处传播。而这些消息又辗转进入了曾静的耳朵里。于是，曾静以其生花妙笔，将对于清朝本身的攻击以及雍正本人的攻击结合在一起，写出了颇具纲领性的《日新录》。后来，曾静又异想天开，以为岳钟琪是岳飞之后，就一定会给祖先报仇，因此又有了投书之案。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曾静的“谋反”实际也只能打打嘴炮。对雍正的威胁，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从对雍正本人的攻击来说，他确实只做了“屠弟”一项。至于什么贪财好色、好奉承、诛杀忠良，都是不白之冤、无稽之谈。

雍正生来就喜欢辩论，他既对曾静的攻击表示震惊，同时又感到庆幸。将问题暴露出来反而更好，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洗刷朝野上下对他的议论。因此对于他来说，活得曾静比死得曾静更好用。于是，史无前例的“皇帝与谋反者”的辩论赛开始了。

辩论赛的第一步，是让曾静重新端正认识，让他见识一下雍正是如何工作的。他让审官收集了各省发来的奏报，这些文件里都写有雍正篇幅极长的批示。

看了皇帝的批阅，曾静傻眼了，看来雍正确实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皇帝。每天工作忙成这样，哪有时间贪财好色、整日酗酒呢？更令曾静惊讶的是，雍正在批阅奏折之时，还当起了校对，连字句笔误和数字不合都标出了出来。曾静不禁感叹道：“蝼蚁度天，何处测其高深。”

随后，雍正又将自己批阅的刑事案件文本，交给曾静阅读。在这些案子中，到处都写有雍正一丝不苟地批示，丝毫看不出雍正“极好杀人”的秉性。

随后雍正又以书面形式，不断敲打曾静。他以批评曾静最崇拜的“导师”——吕留良入手，要彻底诛了曾静的心。

“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比？”

“你曾静为何尊敬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

“你曾静真的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你曾静自命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志，图谋不轨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曾静毫无招架之力，于是在口供中逐一认罪忏悔：

“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成为弥天重犯的？”

“我这过去的禽兽，是如何脱胎成人的？”

“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雍正见曾静如此忏悔，于是法外开恩，赦免了曾静和他弟子张倬（实际名字是张熙）的死刑。

与此同时，雍正还将自己的辩驳写成了一本旷世奇书——《大义觉迷录》。这种书，系统性地批驳了曾静对自己的指控。

从曾静所持的华夷之辩上来说，自己虽然是满人，也不讳言自己“夷”的身份。然而雍正也认为“本朝之满洲，犹中国之籍贯。”周文王也出身西戎，试问他们难道就没有“圣德”吗？正所谓入夷狄则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中国一向是个文化民族，只要接受忠孝节义之道，蛮夷也能成为华夏。更何况清朝入主中原后，海内一统、臣民百年不识兵革之灾，比当年明朝过得好多了。

在论述清朝的合法性后，雍正又论述了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好儿子、好哥哥。至于阿其那、塞斯黑，是因为他们荒悖逆乱，所以不得不施此“管蔡之诛”。至于什么好杀、贪酒、怠政、好谀，更是无稽之谈。自己明明是一个勤政、节俭、仁慈的“好君主”。

《大义觉迷录》完成后，雍正命人将其刊印成册，上至各省府州县，下至集镇村乡和驻军军营，必须让所有人都能了解。

随后各国州县学宫却被动员了起来，学官们带领着学子，到底给乡野百姓《大义觉迷录》，即使不识字的乡间小民，也要通过巡回演讲让他们知晓。

至于曾静和张倬，则被派往江浙和陕西进行巡回演讲，为《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在国际力量的支持下，《大义觉迷录》其普及力度之广，读者规模之大，清朝罕有其匹，成为18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人阅读并讲述最为广泛的奇书。

雍正留下曾静一命，真的能说明他非常仁慈吗？这自然是不可能的。雍正没杀曾静，却将屠刀伸向了吕留良一家。当时吕留良早就去世了，当时雍正却杀了他的儿子，儿孙全被流放到宁古塔给披甲人当奴隶。至于他的尸体，则被挫骨扬灰，著作全被焚烧一空。案中牵扯的刻书人、藏书人一律处斩。

相比于身体犯罪，雍正更加关注汉人心灵的反抗。在雍正的推波助澜之下，自康熙以来的文字狱变得更加猛烈。到了乾隆时期，更是到达了顶峰。

1735年10月8日，雍正因服食丹药过量，不幸病死。在死前，雍正一直强调必须要留曾静一命。谁知其子乾隆继位后，事情却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变化。

乾隆继位后不久，便下令将在全国四处现身说法的曾静和张倬抓捕归案。12月10日，乾隆发出命令。到了12月29日，曾静和张倬就被逮捕归案，踏上了押解北京的漫漫之路。

1736年1月31日，乾隆下达了残酷的圣旨：

“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的皇父宅心仁厚，饶了他们的性命。然而我不会姑息他们的罪恶，因此应立即凌迟处死，以遂民望”。

曾静、张熙被处死后，他们的嫡系亲属纷纷被杀，十六岁以下的男性以及一些女眷，都被发配到宁古塔予披甲人为奴，所有财产都查抄充公。

乾隆继位之后，便更改雍正的遗嘱。在当时，可谓是有违孝道的。然而乾隆为何要这么做呢？在乾隆这个超级独裁者看来，根本不需要和臣民辩驳什么。皇帝说的话，臣民们听着就行了。如果不听，那就只有杀了。

《大义觉迷录》好像是在给雍正申辩，事实所造成的效果反而是欲盖弥彰。大多数臣民，实际跟不了解宫闱秘事。而雍正却将清朝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宫闱秘事公之于众，反而引起臣民们的猜想和编排。

因此，雍正非但没能洗刷自己的恶名，反而让自己名声变得更臭，加之他本身就得罪了有文化的利益集团，故而成为名声最差的清朝皇帝之一。对雍正不利的野史更是层不出穷，甚至有人说，雍正是被吕留良的女儿吕四娘所杀。一直到《雍正王朝》的播出，我们才真正认识到雍正作为改革家的正面形象。

在杀掉曾静后，乾隆又严令收缴各地的《大义觉迷录》，集中销毁。从此以后，《大义觉迷录》从一本颁行全国的书，成为了收藏家手中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