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在社会生产率并不高，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大环境下，75岁的马寅初提出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理论，并写出了在今天看来都非常符合人类发展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发表后，引起很大争议，明明是他自己提出的计划生育，一辈子却娶了2个老婆、生8个孩子。

这到底是怎怎么一回事？

马寅初跨越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他的人生可谓传奇。

他出生于1882年的浙江绍兴，少年时代就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好学精神。

他博览群书，在私塾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后来，他远赴美国深造，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开阔了眼界，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回国后的马寅初，投身于教育和经济建设事业。

他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

同时，他也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然而，马寅初的个人生活，却与他后来倡导的“计划生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的婚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马寅初的第一段婚姻，是一个典型的包办婚姻。

1901年，年仅19岁的马寅初，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同乡的张团妹结为夫妻。

这个婚姻并非建立在感情基础之上，而是那个时代普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尽管如此，马寅初与张团妹的婚姻还算美满。

张团妹为马寅初生下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夭折的儿子。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没有儿子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1917年，马寅初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决定——他纳妾了。

他的第二任妻子王仲贞，是张团妹女儿的同学，年仅13岁。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婚姻显然有悖伦理，但在当时，却是一件“合法”且不足为奇的事情。

王仲贞为马寅初生下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

至此，马寅初实现了“子孙满堂”的理想，他的八个子女（除了夭折的大儿子），都健康地成长着。

马寅初的婚姻状况，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婚姻观和生育观。

在农业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多子多福”，子孙满堂是家族兴旺的象征。

马寅初，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员，自然也不能免俗。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寅初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

当他后来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时，他的个人生活，却成为了一个“负面教材”。

这位曾经“子孙满堂”的人，却在倡导“少生优育”，这不免让人感到惊讶和不解。

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观念去评判过去，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

马寅初的婚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局限，而他的思想，却超越了时代，影响了后世。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经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人们终于迎来了和平安定的生活。

然而，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一个潜在的危机正在悄然滋生——那就是人口问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5.4亿。

而在之后的几年里，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人口开始快速增长。

到了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6亿，年增长率超过了2.2%。

这个数字，引起了马寅初的高度重视。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人口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增长，将会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问题。

马寅初开始深入研究人口问题。

他走访农村，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搜集数据分析人口增长的趋势，他还学习国外的人口理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经过深思熟虑，马寅初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离经叛道”的主张——“新人口论”。

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提倡“少生优育”。

这个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许多人认为，马寅初的想法有悖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更有人拿马寅初自己的婚姻生活说事，质疑他是否有资格提出这样的主张。

面对质疑，马寅初没有退缩。

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观点，用翔实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说服了越来越多的人。

他指出，过快的人口增长，会导致人均资源的减少，加重贫困和失业问题，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控制人口，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马寅初还特别强调，计划生育不是强制措施，而是一种自觉行为。

他提倡晚婚晚育，提倡优生优育，但反对用强硬的手段去干预个人的生育权利。

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和引导，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超前的理念。

它挑战了传统的生育观，为中国的人口政策指明了方向。

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但不可否认，这一政策对于缓解中国的人口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马寅初自身的局限。

他提倡“少生优育”，却自己娶了两个妻子，生了八个孩子，这确实有些“说一套做一套”。

但我们要理解，马寅初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婚姻生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普遍状况。

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后，并没有一帆风顺地被接受和实施。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计划生育”都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挑战。

首先，传统观念的惯性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多子多福”的思想根深蒂固。

人们习惯于“早婚早育”，认为生育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马寅初提出的“晚婚晚育”“少生优育”，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

其次，一些群体的利益也受到了挑战。

比如，一些农村家庭认为，多生孩子可以为家庭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一些医疗机构认为，计划生育会影响他们的收入；一些地方官员认为，人口的增长是政绩的体现。

这些群体，都对计划生育持有抵触情绪。

面对这些阻力，马寅初没有退缩，他深知，计划生育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马寅初开始了艰难的说服工作。他走遍全国各地，给地方官员讲课，给普通百姓做报告。

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人口问题的严重性，阐述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他还撰写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努力营造有利于计划生育的舆论环境。

同时，马寅初也在政策制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参与起草了一系列的人口政策文件，为计划生育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纲领。

在他的建议下，国家开始建立专门的计划生育机构，加强对基层工作的指导和支持。

马寅初还特别重视优生优育。他认为，计划生育不仅仅是控制数量，更要提高人口的质量。

他提倡加强母婴保健，改善儿童的营养和教育条件，他还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服务和保障。

经过马寅初等人的不懈努力，“计划生育”终于成为了国家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据估计，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避免了约4亿人口的出生。

这大大缓解了中国的人口压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它促进了人口素质的提高。随着生育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优生优育，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发展机会。

这为中国培养高素质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基础。

再次，它推动了社会观念的进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不仅仅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行为，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人们开始更加重视个人发展和家庭幸福，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如“一胎化”的强制措施等。

参考资料：新浪财经——经济学家马寅初:“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

北晚在线——文坛旧事:马寅初罹祸与《新人口论》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