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开国大典以来，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已成为中国国家象征的一部分，这一传统远比开国大典更早，天安门上曾悬挂过不同版本的毛主席画像。1980年，当外国记者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会永远保留时，邓小平简洁有力地回答：“当然会。” 但他也指出，过去过度悬挂主席像反而显得不够严肃。那么，毛主席画像的更迭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天安门广场，作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象征，历史上曾悬挂过十二位人物画像，见证了中国现代史的多个转折点。

袁世凯：随着袁世凯的选举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的巨幅画像随即出现在天安门上。袁世凯的统治充满争议，他企图摧毁民国并封建帝制，最终在全民的反对声中，他的帝王梦想仅持续了短短83天，其画像也在1928年被移除，结束了一段复杂的政治历程。

1929年5月26日，为纪念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以及他在推翻清朝和尝试建立现代国家过程中的努力，他的画像被挂在天安门。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崇高敬意，也是对国民革命及其理想的认可。孙中山画像的悬挂，标志着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后对北平的控制。

还有蒋介石，1945年12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蒋介石作为抗战的中国战区总司令，其画像被悬挂在天安门，象征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然而，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和北京的和平解放，蒋介石的画像被撤下，象征着国民党统治的终结。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人的目光聚焦于高高的城楼。毛主席站在那里，背景是他年轻时在延安的一幅巨幅画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成立了！”随即，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这是对新中国诞生的热烈庆祝，也是对毛主席领导下苦难与斗争终得解放的感激。

在这历史性的瞬间，两位艺术家周令钊和陈若菊也在广场的东侧目睹了他们的作品——毛主席的画像高悬在城楼之上。这一幕让他们感到无比的荣耀与震撼。周令钊，一位已经在国徽和人民币设计上留下深刻印记的艺术家，因开国大典上的这幅画像而声名鹊起，他的职业生涯因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后来设计了《狗年》、《四大名楼》以及《国庆十周年》等多套著名邮票，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化界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随着新国家的诞生，人们的生活逐渐步入新的轨迹。在各地毛主席的画像被民众悬挂在家中显眼的位置，甚至小巷和街道的墙壁上也随处可见。为表达对这位领导者的崇敬和感激之情，毛主席的语录被制成标语，遍布各地。

这种现象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声与期盼：每隔几步就能看到一幅画像或一条语录，常见的是“为人民服务”。每当人们路过这些画像或语录时，都会自觉地停下来，或是默念，或是小声说一句：“我们伟大的主席，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自1950年起就被纳入了严格的官方审查体系，这一过程涉及多个部门如中宣部、文化部的专家严格的评估和审批。在这个背景下画家辛莽被邀请到中南海，从毛主席的多张照片中挑选合适的摹本进行作画。辛莽的领袖肖像画作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推崇。

辛莽选定了一张表现毛主席神情的半侧面照片为蓝本，他与一群年轻画家一起，历时数周精心制作1950年国庆节所用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在这过程中他扮演了总指挥的角色，细心地调整画作的每一个细节，确保画像的完美呈现。尽管他们的努力得到了专业的认可，但初次挂出的画像因形象问题受到了公众的批评，这使得辛莽不得不重新选图并修改，以满足公众和政府的期待。

从1952年起，张振仕接替辛莽，开始负责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年度更新工作。张振仕面临的挑战不小，他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尺寸达到6米高、4.6米宽的巨型画作。他在天安门的背面搭建了一个暂时的工作棚，不顾北京初秋的寒冷与风雨，日以继夜地奋笔疾画。

画作完成后的悬挂过程也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精确的技术和严密的协调。1952年，张振仕亲自监督这幅画像的挂起，参与了整个从绘制到展示的过程。在众多观众的簇拥下，这幅画像最终成功悬挂在城楼之上，象征着领导人的威严和国家的尊严。

在1964年，当责任重大的任务落在王国栋肩上时，他面临的挑战是因为自己未曾有过绘制巨幅画像的经验，还因为这幅画像的重要性超乎寻常。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周恩来总理特别安排了王国栋与毛主席的一次面对面会晤。这次独特的会面让王国栋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毛主席，仔细研究他的面部表情和举止行为。

这一经历对王国栋影响深刻，使他在创作中能更真实地捕捉和表达毛主席的神韵。他根据1964年在中南海所拍摄的毛主席照片作为参考，精心描绘出一幅平视前方、表情亲和而又不失威严和慈祥的毛主席画像。当这幅画像首次对外展示时，立即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后世最受欢迎和认可的毛主席画像版本。

人们评价这幅画像最大的特点是，不论观者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哪个角落，都能感受到毛主席仿佛正在注视着每一个人。1966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天安门城楼上将永久悬挂毛主席的画像，每年国庆前根据王国栋在1967年创作的版本进行更新。

毛主席画像之所以需年年更换，与其材质与暴露环境有极大关联。画像本体巨大，高达6米，宽4.6米，连同框架总重量达到1.5吨。这种规模的作品，使用的是纯油画颜料。然而，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一个对外露环境中，画像经受着日晒雨淋，油画颜料的颜色容易褪去，为了维持其视觉效果的鲜明，每年更换成为必要。

为了尽可能延缓画像的颜料褪色速度，负责最后版本画像的王国栋采用了名为“中国银珠”的高档油画颜料。这种颜料价格不菲，普通颜料每支售价仅三四角，而“中国银珠”则高达六角以上。尽管成本高昂，但为了保证画像的长期展示效果，这一投入是必须的。

1977年后，王国栋的学生葛小光接替师傅，继续担任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的主笔。到了60年代末期，专责领导人画像的团队解散，许多成员转行，只留下葛小光坚守岗位，每年重复绘制这幅巨作，履行着一项艺术与国家使命的双重责任。

1980年8月11日，中国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减少公共场所中毛主席的肖像和语录。同日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外，一场默默展开的操作引起了旁观者的惊讶：巨大的毛主席画像被工作人员从壁面上缓缓取下并装载入等候的大卡车中。

这一系列的动作激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西方的一些媒体解读为“毛主席时代的结束”，就在这股变革的风潮中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抓住机会，通过意大利总统的介绍，与中国建立联系，申请采访中国的改革领导人邓小平。

法拉奇以其锐利的提问而著称，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恐怖记者”的称号。她的提问往往直接而深刻，连曾经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都曾感叹与她的一次采访是他生涯中最具挑战的对话。面对这样一位记者，许多人建议邓小平谨慎处理，然而邓小平坦然接受了这一采访请求，准备向世界阐明中国的立场和未来方向。

1980年8月21日，法拉奇驱车进入中南海，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室会面。经过简短的寒暄，法拉奇迅速进入主题，她关于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像是否应永久保留的问题切中要害。她提到自己几年前的中国之行，见证了毛主席肖像无处不在的情景，而现在却截然不同。

邓小平对此回答坚定而明确：“毛主席像是我们民族的重要象征，必须永久保留。” 他解释说，虽然过去全国各地普遍挂毛主席像的做法过于泛滥，缺乏庄重感，但这并不影响毛主席在国家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他补充道，尊重历史人物应超越形式，达到精神上的传承。

采访中，法拉奇随即追问关于毛主席纪念堂的未来，邓小平则以平和的语调回应，说明了毛主席生前的态度及对火化的倡议，表示尽管建立纪念堂并非毛主席的本意，但既已建立，也无需改变。他强调尊重已定的历史是出于对过去的敬意和对未来的负责。

这场深刻的对话持续了两小时，成为了西方世界洞悉中国政策变迁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窗口。法拉奇事后对邓小平的智慧和坦率表示赞赏，她的报道在西方引起反响，也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解。

这次采访后不久，邓小平指示翻译将对话整理后广泛征求基层意见，结果显示人民普遍支持他的表态。这场围绕领导人肖像的风波并未动摇民心，反而成为了推动中国前进的一股力量。毛主席的画像作为一种象征，其永久保留的决定凸显了对历史的尊重和未来的信心。

毛主席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在多次国家危机中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勇气与决断力。他的画像不仅是对他个人的纪念，更象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已成为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是中国精神的象征，也是天安门城楼的灵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