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郑燮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书，知新置田获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后，堪为农夫以没世矣。要须制碓制磨，制筛罗簸箕，制大小扫帚、制升斗斛。家中妇女，率诸婢妾，皆令习舂揄蹂簸[1]之事，便是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我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2]，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所以又高于农夫一等。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捱人笑骂。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体貌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务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鉴矣。吾邑妇人，不能织绸织布，然而主中馈，习针线，犹不失为勤谨。近日颇有听鼓儿词，以斗叶为戏[3]者，风俗荡轶，亟宜戒之。

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不可久恃。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连阡越陌，数百顷有馀者，子将奈何？应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4]，风俗偷[5]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哥哥字。

注释：

赏析：

《板桥家书》是郑燮著作中极富价值的一种。名列“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书画之名著于天下，其文学成就无论是诗是词抑是文，大抵皆为其书画名所掩。与传统守旧的书画艺术家相比，“八怪”具有一种革新解放精神，加之其成员或为沉沦下吏，仕途蹭磴，或则终身布衣，浪迹江湖，大都放浪形骸，不拘细节，于是奇奇怪怪的传说至多，而关于郑燮的怪异故事尤为广传。其实“八怪”亦皆系凡人，七情六欲固无异世间民俗，情志节操也仍合乎儒家精神，只是愤世疾恶，清高自持，颇不与世相谐，少了点随波逐流习气而已。“八怪”可贵处正在各自走自己的路，信守自己的人生观。《板桥家书》即提供了人们认识郑燮的思想为人的可靠文献，在这些几乎是大白话的家常语、规教子弟语中，抹在他头顶上的怪异色彩可以得到辨认并渐见消散。作为文学作品之一种的书信，郑燮的家书以那种纯情之语，任意写来，又给人特多亲切感。家书中贴近人世、贴近日常生活的话题，让人读后饶有兴味，情趣盎然，又觉言之有物，切中事理，助益识见。这一通与其弟郑墨谈“农本”问题的家书就是一例。《家书》在原刊本中共十六通，此即其中的第十通，作于山东范县知县任上。此外又有“六十二通”的《家书》流传，增出的四十六通多为赝品，已有不少辨伪之文。

板桥无亲兄弟，郑墨是他堂弟。墨字五桥，小板桥二十四岁。对这位小弟，板桥十分友爱，并从读书到做人，随时予以谆谆教导，这从十六通《家书》中可以清楚见出。这封《第四书》则专讲“务本勤民”的“板桥之家法”，要兄弟家人在“风俗偷”的恶浊世风中为善而“不同为恶”，务农自给自守。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首先是他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当七品知县的郑燮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板桥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他自己原已是个道地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不应认为板桥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板桥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板桥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不能不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板桥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