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一段至理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就是说，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所能改变的。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的生活才能变得越来越美好。

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因为各种原因，历史的车轮有时也会停滞下来，甚至还会出现巨大的倒退。纵观中外历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令人瞠目结舌。

我们的故事首先从“世界的尽头”塔斯马尼亚岛开始。

1642年，荷兰航海家塔斯曼率领探险队第一次登上澳大利亚大陆东南部的一个岛屿——塔斯马尼亚岛，他们立即被当地土著民原始落后的生活惊呆了。

塔斯马尼亚人没有缝制的衣服，只从事最基本的捕猎活动，使用最原始的粗糙石器，他们的技术甚至比旧石器时代还要落后。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类相比，塔斯马尼亚人仿佛生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

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塔斯马尼亚人在几万年前从澳大利亚大陆迁移过来的时候，曾经拥有“先进”的技术，比如制作骨器、缝制衣服、下海捕鱼等。但在与世界隔绝了几万年后，很多技术逐渐被抛弃和遗忘了。在这个孤岛之上，文明出现了逐渐退化甚至濒临毁灭。

根据考古资料，距今大约5000年前，塔斯马尼亚人大幅度降低了出海捕鱼的频率。到了3800年前，他们彻底停止了捕鱼活动。与之相伴随的是，他们的渔网、鱼叉、鱼钩等捕鱼工具相继失传。后来等到欧洲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会穿衣服了。

再后来，他们在欧洲人的影响下，学习的本能被唤醒了，并很快学会了制作先进的工具。但很不幸，欧洲人带来的病菌和屠杀，让这个民族很快灭绝。

塔斯马尼亚人的悲剧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在地域狭窄、人口规模有限、交通闭塞的环境中生存的民族，很容易失去一些重要的文化和技术，从而造成文明的退化。一方面因为人口过于稀少，技术自我更新的内驱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交通闭塞，很难从外部获取新的技术补充。这样久而久之，必然会导致文明的退化。

后来一些学者把因为封闭环境和人口基数小导致的文明退化和断层现象称为“塔斯马尼亚效应”，或者称之为“孤岛效应”。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孤岛效应”？

一个国家要想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保证正常的科技文化交流，避免自己主动或者被动地陷入“孤岛”之中。在这方面，我国古代的经验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比如中国汉唐时期即使国力很强盛，也主动寻求对外交流。为此凿通西域，大力开拓丝绸之路，把中国的四大发明和瓷器、丝绸等远播海外，外国的作物、音乐、宗教、香料、工艺品等也传入内地，从而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繁荣。

与之相反的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朝廷实施海禁政策，“无许片帆入海”，清朝甚至颁布了让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的“迁海令”。在这种“闭关锁国”的极端政策的影响下，中国渐渐落后于西欧国家，不知不觉中，庞大古老的中华帝国竟然成了时代潮流中的“孤岛”，最后必然被历史的浪潮拍死在沙滩上。

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欧洲大陆的西部。

13世纪初，世界的东西两端几乎同时发生着足以改变历史命运的大事。在内亚深处，蒙古各部的力量正在整合，漠北草原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蒙古风暴注定要席卷整个亚欧大陆。而在欧洲西部外缘偏僻的英伦三岛上，也发生了一个事件，它看似柔风细雨，但对未来的影响要更加深远。

1215年的6月15日，英国的约翰王在距温莎堡不远的草地上，不情愿的签署了一份协议。这个事件成为了英国乃至世界改变命运的起点。

这份协议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大宪章》，它被誉为英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限制王权的文件，其中的一些内容后来成为了英国法治的基本原则。现代法治就是从英国《大宪章》那时候才开始出现的。

有人会说，中国古代的法家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早的法治吗？说实在的，法家学派商鞅、韩非推行的不能算法治，因为他们所谓的法治对王权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有在英国《大宪章》出现以后，法律才能够制约王权，法律变成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使得“王在法下”。

《大宪章》不仅保护了人们的财产权，而且随着议会的扩大，国王不得不让渡财权，英国得以发展出独立而高效的征税体系。《大宪章》在削弱专制君权的同时，使得绝对的权力有了一个对立面，社会可以逐渐摆脱专制权力的控制，从而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

所以说《大宪章》是人类制度史上划时代的深远成就，它完成了一个国家从“王权至上”到“法律至上”从无到有的过程。正因为此，著名学者周大伟认为，从13世纪起，英国就开始了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并为英国后来孕育出自由市场、工业革命、现代政党、宪政等奠定了基础。

当时英国的制度过于先进，欧陆诸国对此既不太了解，又不太重视，更不想放下身段去抄英国的作业。他们只想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但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与英国不同，浪漫的法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革命之路，但同时也是一条命运多舛之路。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先是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吉伦特派开始统治法国，然后是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把大革命推向高潮。

在革命的过程中，法国人民不断流血牺牲，但换来的却是国家在共和制和帝制之间的反复徘徊，这不仅让法国生灵涂炭，也让高傲的高卢雄鸡在内耗中逐渐失去了核心竞争力。拿破仑·波拿巴的第一帝国、复辟的波旁王朝、第二共和国、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

法国政局的变化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到了19世纪后期，当法国人回首自己坎坷的革命之路时，由衷的感叹还是英国佬的一套办法好使啊！

我们再看一下欧洲另一个大国德国。与法国相比，德国的现代化之路也许更加曲折。德国的前身普鲁士依靠铁血政策自上而下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可悲的是，崛起后的德国没有看清楚国家的占位，结果走向了滥施国力、扩张争霸的毁灭之路。

为了寻找阳光下的地盘，德国军国主义膨胀，接连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整个国家差一点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直到二战之后，德国人民痛定思痛，经过认真深刻的反省，奉行和平崛起的德国才获得了重生。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在选择历史发展方向的时候，对与错往往只在一隙之间。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并不难，难的是要选择好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然，选择好一个正确的方向确实很难，但更难的是一旦选择错了方向，能够反思错误，并及时做出更正和补救。

最荒唐的是某些国家作为后发国家，既不借鉴和学习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把这种抄作业行为视为莫大的耻辱。并且当自己选择的道路出现问题时，不善于反思和纠偏，只会硬着头皮往前冲，甘心当一个掩耳盗铃的小丑。如此一来，历史的车轮就很难再往前行驶了。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如果非得找出来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国家，非俄罗斯莫属。

14世纪，当人文主义的新风吹拂整个西欧大地、文艺复兴之花越来越璀璨夺目之时，在遥远的东欧腹地，俄罗斯诸公国正处于蒙古金帐汗国的残暴统治之下。经过200多年的血脉融合与耳濡目染，俄罗斯民族的蒙古式性格最终形成了。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对俄罗斯许多怪诞的行为方式好理解了。

俄罗斯摆脱蒙古人统治后，建立了蒙古式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最高首脑自称沙皇，对臣民实行绝对的高压统治。长达几百年的封建压迫，让广大人民群众逐渐适应了这种统治方式。

也就是说，俄罗斯人民觉得只有在强人统治下才会感到很舒适，否则就会无所适从。即使他们面临诸如像大饥荒、大清洗等历史诘难的时候，也往往选择逆来顺受。在承受困厄压力面前，俄罗斯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

但人遭受的压力不可能无限度放大，于是，沙皇找到了一个绝佳的释放压力的方法，那就是对外扩张。

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诺盖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远东、阿拉斯加、哈萨克汗国、浩罕汗国、希瓦汗国、乌克兰、高加索、立陶宛、爱沙尼亚……纷纷落入俄罗斯手里。巅峰时，俄罗斯帝国的版图达到2280万平方公里。

俄罗斯为何那么热衷于兼并邻国领土？历史学家福山说：“俄罗斯的政府结构建立在传统的蒙古式掠夺性方法之上。斯大林所采用的统治原则跟蒙古人一样，而普京就是一个21世纪的蒙古人。”

就像我们熟知的匈奴一样，一到秋高马肥之时，就会开启抢掠模式。抢掠，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植根于基因里面的，是很难改掉的。俄罗斯就是21世纪的游牧民族，当各国都在大力发展贸易和高新科技之时，它仍对生存空间和掠夺土地孜孜以求，这是很不合时宜的。但俄罗斯意识不到这一点，还觉得自己很委屈。

在俄罗斯历史上，虽然诞生过像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这样开明专制的伟大君主，但他们一心向西的目的，除了是想让俄罗斯强大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凭借欧洲的先进技术和出海口进行领土扩张。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自己越发被欧洲各国猜忌和恐惧，各国不得不联合起来，对俄罗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几百年来，以邻为壑让俄罗斯四面树敌，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大国形象和大国威望，逐渐被国际社会孤立起来。

而俄罗斯的国内问题又是乱成一锅粥，在民生凋敝、政治腐朽的背景下，俄罗斯就像是一个虚弱的大胖子，看似强大，实则一股风就能把它给吹倒。就像1917年和1991年发生的故事一样，意想不到的事情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

历史上的俄罗斯由于穷兵黩武，一再错失发展现代化的最佳时机，其教训真是太深刻了。就像著名经济学家管清友说的那样：“俄罗斯这个民族对人类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不断提供失败的教训。”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知道了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要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既要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又要避免被陷于“孤岛”之中，既要善于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又要尽早建立属于自己的现代化法治政治架构……所有的这一切，都在考验着大国智慧！

文/来源于凭阑听史，敬请大家点赞、收藏、分享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