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6月27日，是石达开被行刑的日子，地址在成都科甲岭刑场。

当时监刑的有，来自广东布政使广州府花县华岭村的湘军将领骆秉章和石达开的主审官崇实。崇实是当时的成都将军，他们二人坐在督署大堂上看着石达开等被押了过来。

骆秉章声色俱厉地喝问石达开：

“你石达开虽在今日就戮，但对应你此生所作所为，也算值得。你想想，自你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在你手上的就有多人。今日你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

石达开放声大笑说：

“不错，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

刽子手用力猛推着石达开等人出堂下阶，同石达开一块被行刑的还有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人。

他们侍立于石达开左右，对石达开齐声说道：“请主帅先行。”

石达开昂首阔步往前走去。

骆秉章对着石达开的背影说：“你带来的幼子石定忠，听说很聪明，你尽管放心，我决不准谁加害他。”

石达开停止了脚步，一声冷笑，看都没看骆秉章一眼，弄得骆秉章挺尴尬的。

在石达开心里，他就是一出尔反尔之人。

石达开扭转头对太平军叛徒，因战功已升为云南提督的唐友耕说：

“论打仗你我是仇敌，论朋友则不异于兄弟。前回你们收去的文件，要毁则毁，可留者留，留着后人当《列国》、《三国》看，也可以知道我多少事迹。定忠自然没有活路，望你将他与我葬于一处。”

石达开和曾仕和等人被反绑在行刑的柱子上。

刽子手先对被绑在石达开对面柱子上的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因忍受不了剧痛，忍不住惨叫起来。

石达开斥责他说：“为什么不能忍受此须臾时间?”

曾仕和马上紧咬牙关，默不作声。

石达开被凌迟（寸磔之刑）时，镇定自若，一声未吭。

寸磔之刑在实施的时候有着严格的要求，行刑前会有执行人将麻核桃之类的东西塞入受刑者口中，这样受刑者就很难发声，而且犯人不能在中途就殒命，必须剐足一定的刀数之后才能去世。行刑时，石达开的嘴里是不是被塞入核桃，这个也只有清廷官府的人知道了。

对石达开行刑的刽子手叫余宝，他的师爷就是被称为“刽子手中的巨头”段一刀，据说石达开被割了1000多刀才断气。石达开离世时年仅32岁，真正的青年英雄。

“时天色昏暗，密云不雨。从凌迟的第一刀到最后一刀，石达开始终默然无声。观刑的四川布政使刘蓉很是敬佩：‘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是丑类之最悍者。’”

“石之死处，在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督标箭道。三人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均默默无声，真奇男子也。”周询《蜀海丛谈》

就连满清一些在职官员也对他敬佩不已。

曾镇压过石达开军，官至湖北布政使的黄彭年说：

“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谁之过欤？”

1831年3月，石达开出生在广西贵县那帮村（今贵港市港北区奇石乡），祖籍广东省和平县，汉族客家人，他的父石昌辉靠替人家放牛做工，买了一些田地，石达开“自幼读书未成”，在家“耕种为业”。石达开童年丧父，小小年纪就独立支撑起整个家庭。

除了种田，他还闯荡江湖四处跑着做买卖，如买卖鸡鸭，做牛贩、出售煤炭等，他为人和气，仗义面对不平之事就会出手。

有一次，有个地主恶霸霸占了渠塘里的水，附近的农民无法用水浇地。眼看着庄稼苗要枯萎，农民们心急如焚，可面对村霸都毫无办法。

石达开看到这一幕，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撼动横行乡里的地主。他就站出来，号召大家跟他一块去找地主。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他拍着的胸脯说：“乡亲们，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渠塘里的水是我们共同的财富，不能让恶霸独占！我愿意带头，和大家一起去找那个地主理论。如果交手，一切后果，我来承担！”石达开的话语掷地有声。

村民们被石达开的勇气和决心所感染，纷纷响应。

面对气势汹汹的众百姓和刚毅的石达开，地主立马蔫了，乖乖让出渠塘。

这件事过后，石达开的办事能力和仗义的名声很快传遍四邻八庄，他在群众中树立了一些威信。

石达开喜欢读书，他最喜欢读的就是《孙子兵法》。

《贵县志》对他记载：

“年十二，凛然如成年人，自雄其才，慷慨经略四方志，喜谈孙子兵法”。

石达开16岁时，他也曾想投身科举，为朝廷尽忠。但他看到百姓在清廷的压制下生活困苦不堪，腐朽的朝廷对外奴颜屈膝，还有官场的腐败，这些都让他失望。他希望另辟蹊径，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

石达开为人豪爽，出手阔绰，喜交的侠义之士，天地会首领罗大纲、大头羊张钊以及平天山矿区工人和广大农民都和他关系密切，石达开所到之处都受到拥戴，自带领导光环。

石达开了解到天地会的成员都来自普通百姓，所行的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之道，就很感兴趣。

洪秀全亲自上门邀请他，出于江湖义气他就加入了拜上帝会，那年他才16岁。

石达开倾其钱粮投入到其中，很快成为骨干分子。为拜上帝教发展数千成员，加入金田团营，石达开成了贵县的一方之雄。冯云山被捕后，石达开受到通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过生日，所有拜上帝教会员都来给洪秀全祝寿，石达开和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利用这一时机，宣布起义。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基，并建立五军主将制，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则是左军主将。

很快太平军席卷天下，令清廷大为震动，立即派大军镇压。

石达开率太平军作战勇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立下许多战功，令清军闻风丧胆，号之曰“石敢当”。 他率军攻克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迫使名将江忠源自尽。年仅23岁的石达开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气得比石达开年长20岁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差点投水自尽。

江西樟树一战，若不是石达开被调回天京参加解围战，就势必拿下曾国藩所在的南昌城，当时石达开的数万军队已顺利攻占了樟树镇，占领了南昌城南的据点。

石达开在外拼死作战，而天京城的各王却贪图享受，他们忙着广纳美女，争权夺势引起内讧。洪秀全过着脱离群众的腐朽的帝王生活、教主生活，养尊处优，壮志消磨殆尽。

不久，一场由北王韦昌辉主导的政变——“天京事变”爆发，一场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内部变乱，使刚有起色的太平天国运动，瞬间熄火。

1856年，东王杨秀清在毫无防备之下被残忍杀害，上万名东王的部属惨遭株连，天京城内一时之间，血流成河，人心惶惶。在前线作战的石达开匆匆赶来反对滥杀，却让韦昌辉认为他和东王一个鼻孔出气，要杀了石达开。

为此，石达开连夜逃出了天京，没来得及带走家人。韦昌辉就冲进翼王府将石达开京中的家人及部属全部杀害。导致了太平天国高层领导人的大量流失，更使得原本就脆弱的政权雪上加霜。

这场内讧不仅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实力，更严重破坏了其内部的团结与信任，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离开后的石达开在逆境中展现出了他卓越的领导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当得知家人遇害的消息，石达开强忍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在安徽举兵，他上书洪秀全，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得到广大军民的支持。洪秀全根据局势，下诏杀了韦昌辉。这次政变使太平军的力量遭到极大削弱。

经过杨秀清的擅权逼封和韦昌辉的暴乱屠杀后，洪秀全疑心病加重，他时刻怀疑有人篡夺他的王位，他还一直猜忌开国元勋和重臣们。

事件平息后，石达开奉诏返回，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连北王亲族都得到保护和重用，很快稳定了局面。大家更加拥护他，军民推尊“翼王”为“义王”，认为石达开做事讲究公义，应该得到这个称谓。而一向淡泊名利的石达开，并没有接受。

可是，军民对石达开的拥护，让洪秀全觉得石达开功高震主深得民心，对他产生猜忌。他将自己的两个哥哥封王，对石达开百般刁难牵制，敌意横生，甚至还想找机会除掉他。

面对局势的危急，石达开虽有心力挽狂澜，但独木难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冲突与牺牲，他索性再度避祸离京前往安庆。石达开的出走使太平军从此再无力挽狂澜的领导者出现。

石达开从安庆进入江西，东西转战，试图救出被湘军围困的瑞州、临江、吉安的翼殿诸军，失利之后放弃江西，经略浙闽，流动转战于南方各省。他只愿以自己的行动为太平天国保留一份希望之火。

可是洪秀全根本不在乎他，无论石达开在哪个战场作战洪秀全都不派兵援助，他还把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清等大将从石达开身边调走。

还有，石达开第一次出走时，1858年，杨辅清就提出和石达开分道扬镳，他带着两万个兄弟分家，带走了石达开相当一部分核心力量。不久之后，部将何明标又带着两万人出走。

1859年10月，石达开第二次离京时，跟随石达开一起出走的太平军发生了严重的内讧。接导致了彭大顺（彭大王）等人与他的决裂，彭与朱衣点等率部20多万人“万里回朝”。

石达开军事才能再突出，但离开了这些精锐部队的支持，还有洪秀全的釜底抽薪，终究是要吃败仗的。

大渡河，以其湍急的水流和陡峭的河岸山崖著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难渡之地。

1863年4月，石达带领三四万太平军开走冕宁、越西直奔大渡河。这里山川壮丽，地势险峻，石达开深知这一带为彝汉杂居之地，土司头人武装不容小视。于是，他事先遣人送礼给彝族土司岭承恩和王应元，求他们让道。他希望在这片复杂多变的地域中能顺利前行，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却步入了一场精心布置的陷阱。

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的骆秉章时任四川总督，他得知石达开所作的一切后，迅速做出应对，他对土司许下了远超石达开数倍的金银，并密令王应元与岭承恩“假降”石达开，利用他们作为地方势力的影响力，从内部瓦解石达开部属的士气与防线。

骆秉章给越西土司王应元送去一封密函，信中言辞恳切，承诺“破贼以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王应元等土司经不住如此巨大的诱惑倒向骆秉章。同时，骆秉章还解银千两，分赏给松林地土千户机邛部土司岭承恩等人，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联盟。

石达开和他的太平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北面，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大军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发动攻势；

西面，王应元的土司武装已暗中倒戈，成为悬在石达开头顶的一把利剑；

东面，岭承恩的彝人部队更是以逸待劳，静待时机给予致命一击；

南面，则是清兵越西营参将杨应刚的坚固防线，彻底封堵了太平军南下的退路。

石达开面临四面楚歌。又遇大渡河百年不遇的突然涨水，经过几番作战后，毫无转机。就在石达开粮道尽失的情况下，骆秉章命人竖起投诚免死的大旗，派杨应刚赴紫打地石达开大营游说投降。石达开无路可行，不得已，他提出议降：“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这一决定是石达开作为一代名将的悲壮与无奈，更是他对麾下将士深沉的爱与责任。

骆秉章答应石达开提出的愿以个人生死来换取部下生命安全，并订盟。

就这样石达开被抓了。

石达开部下缴械投诚后，骆秉章发路票遣散老弱病残四千余人，尚有精壮士兵二千被安置在大树堡寺庙，骆秉章在一晚上将他们全部剿灭。

当清廷接到洛秉章抓到石达开的快报后，很快传旨：“石达开勿庸槛送京师，即在四川省凌迟处死，并传首滋事地方示众”。

骆秉章为避免意外，决议立马履行，并叮咛用“鱼鳞剐”，还特意嘱咐，备足生石灰，出血就撒。

事后，骆秉章受赐太子太保，清廷赐予王应元都司加副将（从二品官）衔，并绘像进入紫光阁备案。岭承恩则晋土游击世职，授头品顶戴，赐“恒勇巴图鲁”名号，赏二品衔，紫光阁绘像。

余宝对石达开行刑完毕后，骆秉章叫余宝去检尸。

余宝小心地走向前，拨开石达开脸颊上的头发，令他大吃一惊，只见石达开圆睁着双眼，双目如电，眼神满了杀气。

行刑老手余宝什么情形没见过？可对石达开他确是头一次见，他在毫无心里戒备的情况下，只觉心头一紧，手上的刀“咣当”一声落下，砸到脚背。

不久，余宝顿失了心窍，状如疯魔，后来变成乞丐，终日在成都的府河周围哀嚎：“我有罪，我有罪啊……”两个月后余宝发狂暴毙于成都府南河畔。

骆秉章在上报清廷的奏报中说：

“其子石定忠，现年五岁，例应监禁，俟及岁时照例办理。”

“照例办理”就是根据《大清律例》到了11岁交由内务府，将其变为太监之后分配到官府家为奴，或发往新疆为奴。

“反逆案内律应问拟凌迟之犯，其子孙讯明实系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已未成丁，均解内务府阉割，发往新疆等处给官兵为奴，如年在十岁以下考，牢固监禁，俟年届十一岁时，再行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大清律例》

石达开死后，其年仅5岁的幼子石定忠失去了父亲的庇护，仿佛一夜之间被抛入了冰冷的世界。他不懂什么是政治斗争，不明白为何父亲会突然离去，只知道曾用宽厚的臂膀拥他入怀中的父亲再也无法归来。

石定忠不见父亲，日夜啼哭。大叫“为父报仇”，把清廷官员吓坏了，深恐惹祸上身，为免夜长梦多，即使他还没够十一岁，也要尽快处死他。

当时有人提议，用布包石灰堵实其口鼻将之压毙。骆秉章依准。

年幼的石定忠看着有人拿来的石灰，不明所以，就稚声稚气地问一个名叫谢福的狱卒：这是用来做什么呢？

谢福以实情相告。

石定忠问：“我死了就可以见到父亲了吗？”

谢福答说：“正好见于天上。”

石定忠破啼为笑，指着自己胸前所佩的玉牌，高声谢道：“此我生日天王送的，你们不要拿去。”

叛徒是永远不值得信任的。石定忠被害后，唐友耕并未履行石达开所托，胡乱将他葬在庆云庵旁一荒地。

石达开死后3年，骆秉章病逝于成都。因他为官清廉，被誉为“晚清第一清官”， 清廷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谥号文忠。

石达开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军事贡献，堪称卓越。他为太平天国革命贡献了青春，献出了宝贵生命，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他生前用兵神出鬼没，死时毫无惧色，死后仍令敌人提心吊胆，可惜，大渡河之战成为他一生的遗憾。对于清朝反动统治者而言，大渡河之战是一场重大的胜利。他们不仅“生擒石逆”，更全歼了这支曾让他们闻风丧胆的太平军精锐，极大地打击了太平天国的有生力量，为其最终覆灭奠定了基础。

可对于石达开而言，确是他遗憾无穷的事。他的遗憾，不仅在于个人的荣辱得失，更在于他未能完成他心中的那份理想与抱负。

他死不瞑目，不甘和剧痛使他目眦欲裂，吓疯乃至吓死了对他行刑的刽子手余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