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死的非常正面壮烈，可谁也看不出，实际这是宰相卢杞不动声色置对方于死地。卢杞是比杨炎更加可怕的小人，他用一种举重若轻的口吻说：“李希烈年轻气盛、居功自傲，部将们肯定都不敢劝他。若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携陛下诏书前去向李希烈当面剖析祸福利害，他定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朝廷不废一兵一卒就能将他降服。颜真卿是四朝元老，忠贞正直、名重海内，实在是不二人选。”唐德宗李适听得频频点头，觉得卢杞实在言之有理。
后人都知道德宗被卢杞坑惨了，可卢杞的出身同样非常“正面”。祖父卢怀慎是玄宗初期与姚崇搭档的宰相，自认才能不如姚崇，谦虚自嘲“为姚公伴食”。可卢怀慎并非真就是一件摆设，睿宗复位时出任御史，有过忠言进谏，所以才能升宰相。而他与姚崇也在睿宗时就开始共事，要真毫无能力，无所作为之人怎可能与姚崇搭档多年？卢杞的父亲卢弈是卢怀慎的小儿子，更是安史兵祸中勇守洛阳而牺牲的烈士。
旧唐书
卢弈为东都洛阳留守官员，当时大部分官员听到安禄山大军逼近都选择逃走。卢弈坚守不敌被安禄山擒获，大骂对方为贼被杀，肃宗下诏赠礼部尚书，谥为贞烈。可谁也不曾想到，这样忠正的父祖所生子孙卢杞却是完全不同的为人。卢杞在生活方面倒也十分简朴，从不讲究吃喝玩乐，可心思没有用在正道。史载其“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也许因为外貌颇受人歧视，养成卢杞睚眦必报的阴暗性格，渐渐走上歪路。
据说卢杞年轻时有一次去拜访闲居在家的郭子仪。对方一听说卢杞来拜见，赶紧让全家老小都躲到后堂去，郭子仪一个人接待卢杞。等卢杞走后，家人问:“平日里您老接待客人，从来不避讳家人在场，这姓卢的名不见经传，为什么要我们全都回避?”郭子仪说:“你们不知道，卢杞的心思脆弱敏感，如果你们在场，看到他那副模样，也许会笑出声来，万一以后他发达了，你们就会招来祸事。”当然这多半属于事后流传的八卦，不过比较形象刻画卢杞的为人多么令人厌恶罢了。
如果仅仅是个人交际上报复他人，卢杞也许就是一般的阴险罢了，之所以他这样让后人痛恨，因为他的个性为人实在严重到妨碍大局，对颜真卿的伤害仅仅是其中之一。
建中二年(781)时，淄青节度使李纳卷入了四镇，管辖之内的徐州刺史李洧一度打算归顺朝廷，派使者带密信到长安向宰相汇报。使者认为宰相品级地位应该都一样，当时向另一宰相张镒报告，张镒过后才转告卢杞。卢杞认为徐州使者没有第一时间找他，不但不帮忙，还从中使坏，如此大事，卢杞可以视为儿戏，放任四镇风波越酿越大。
泾源出事后，卢杞当晚陪德宗李适逃到关中奉天县。朱泚率军追来攻打，节度使李建徽匆忙集合一万多人勤王。虽然兵力不多，对伤亡惨重的奉天守军也无异于缓解燃眉之急。
援军要入城有两条路：一是距离奉天北面十二里的漠谷，二是距奉天西北四里的乾陵（高宗李治陵寝）。经验丰富的浑瑊和关播都认为走漠谷既险又窄，一旦遭遇伏击，后果不堪设想。建议通知援军走乾陵，利用茂密的柏树林隐蔽行军，然后在树林东北的鸡子堆扎营，可与奉天守军里应外合。
唐德宗画像
卢杞强烈反对，抬出先帝为挡箭牌：“走漠谷行军速度更快，就算遭到伏击，奉天可立刻出兵接应，走乾陵无疑会惊动先帝陵寝。”浑瑊力争说：“自从朱泚攻城以来，日夜不停砍伐乾陵松柏，先帝早被惊动得够厉害了。眼下奉天万分危急，各地救兵皆未抵达，这支援兵关系重大，如果据守要地，便可击破朱泚！”
光抬出先帝还不够分量，卢杞再抬出当今皇帝：“陛下用兵，岂能与逆贼相提并论！若让援兵走乾陵，那是我们自己惊动陵寝！”德宗终于从现实安危存亡倾向神圣的忠孝节义，下令援兵由漠谷入援奉天。
果然，由杜希全所带援军途中遭遇伏击。朱泚军占据两侧山头，居高临下发射强驽、投掷巨石。唐军死伤惨重，奉天城中紧急出兵接应，也被朱泚分兵击退。杜希全等率领残部连夜退守邠州，救援失败。
德宗在奉天被困一个多月，朔方军李怀光的援军就在咸阳一带却不肯出兵。眼见奉天待不住，德宗火速逃到梁州（今陕西汉中），发布《罪己诏》：“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赦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朱滔之罪，声明不再约束节度使，对其姑息迁就。诏书下达之日，“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唐德宗李适成为玄宗、代宗后第三个逃离京师避祸的皇帝，经卢杞之后，他变得不再信任身边宰相，更加倚重身边的宦官。
卢杞为相前后四年，陷害杨炎、颜真卿、张镒等，排斥杜佑、李揆（已经七十出头，居然被设计远赴吐蕃为使臣促使结盟）出朝，导致朝野怨声载道，令长安再次陷入纷乱，大臣上疏指责卢杞之罪。卢杞在兴元元年底被贬新州司马，次年被贬澧州别驾。途中病死于南方江边的小船里，居然与伟大诗人杜甫的结局颇为类似。
在这紧张的一年里，拼死守护李适的浑瑊是与马燧、李晟齐名的关键人物。浑瑊与其父浑释之都是朔方军出身，来自西北铁勒族。浑释之先前为朔方军留后，死于仆固怀恩攻打灵州的战事。浑瑊则是非常得力的中兴骨干，《旧唐书》称其功绩：“咸宁蹈义，感慨匡君。”代宗年间，浑瑊就深得郭子仪倚重，如救援长安阻挡吐蕃侵扰，他是郭子仪派出的主力，立下大功。
德宗出逃奉天后，除了卢杞、关播、陆贽等文臣跟随，另外就是霍仙鸣、窦文场两个重要宦官。大将之中唯有浑瑊率先赶来身边，立刻升行在都虞候、检校兵部尚书、奉天兵马副元帅、京畿渭北节度使一系列职务。浑瑊拼死撑了一个多月，到建中四年，李晟、李怀光也赶来支援，官军之间却互相抵触扯皮，导致浑瑊又护着德宗跑去梁州。
李晟建议先收复长安，为平定四镇鼓舞人心，也能吸引朱泚撤围或分兵。但李怀光对李晟非常刁难，再次体现神策军和地方军待遇上引起的隔膜。李怀光对李晟的提升可能心存不满，因为李晟本也是西北军出身，早年是王忠嗣手下，也曾在泾源军中任职。代宗大历四年吐蕃进犯时，李晟阻挡吐蕃有生擒对方主将的大功，扩编神策军时就将李晟调入。
史书明确记载李怀光申诉：“神策军给养赏赐比地方部队优厚，军中非常不满，我没法解释。”德宗派翰林学士陆贽到李怀光营中安抚，与李晟一同商讨军粮供给。李怀光想要李晟减少粮食供给，陆贽多次用眼色暗示李晟，李晟回答：“您是元帅，全权处置事务，我只领一支部队，听从命令，至于增减军饷的事，您看着办。”李怀光无言以对，驻军咸阳八十余日，以等待战机为借口不肯出兵，据说有暗中勾结朱泚的迹象。
不能简单认为李怀光也是一个无赖小人，作为朔方军后期仅存的重要人物之一。在看似有些胁迫德宗的抗辩中，实际他多次指明卢杞对朝廷与大臣的危害，以此才促使李适下决心赶走卢杞，李怀光反而还起到正面作用。包括他终于把朔方军和神策军的待遇问题摆到台面，虽然李怀光行事不当，但俗话都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朔方军在仆固怀恩一事过后，被朝廷刻意冷遇是事实，泾源之变的发生也不是无缘无故，的确并非这些地方军队有意要形成对抗朝廷的局面。
可惜，最终李怀光再次重蹈仆固怀恩的悲剧性覆辙，朔方军曾经的英名彻底坠落谷底。
德宗对待朔方军和李晟的神策军始终亲疏有别，对李怀光在咸阳迟迟不肯救援，心中十分慌乱，又让崔汉衡出使吐蕃，要求派兵帮助收复京城。吐蕃宰相尚结赞说：“按吐蕃的规矩，进兵以掌兵大臣的官印和意见为凭证。现接到你们的文书，没有李怀光的签名和官印，因此不敢进兵。”
当时陆贽正在协调李怀光和李晟的纠纷，也提到皇帝准备借吐蕃之力，李怀光坚持说不行，不肯在文书上签名（显然这并非李怀光有错，可比照肃宗时借回纥，代宗时被吐蕃驱赶的先例），但李怀光认为陆贽一无所长，对他十分蔑视。此时加封太尉，赐铁券，李怀光也不满意。李晟与李怀光就此分兵，李怀光令手下韩游瑰在奉天约好时间一起行动。
朱泚已经觉察到李怀光迟迟不救援攻打，且有分散行动的迹象，不像要对付自己，就试图拉拢李怀光。李怀光趁机吞掉李建徽、阳惠元等部，掠泾阳、三原、富平，经同州开往河中。
三原的神策军将领孟涉、段威勇率三千多人投奔李晟，李晟就准备单独收复长安。韩游瑰、戴休颜分别向李适报告李怀光的背叛，李适任浑瑊为河中节度使讨伐李怀光，一时还不敌。得到河东节度使马燧帮助才逐渐取得胜利，到贞元元年（785）秋，李怀光被部将牛名俊杀死，妻子流放澧州。
朱泚松了一口气，匆忙自立为帝，建号大秦，年号应天。一度写信给哄骗他离开幽州的弟弟朱滔“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珍，当与卿会于洛阳”他还在追袭唐德宗，没有在长安，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当时北方半壁动荡，西北根基初步瓦解，这种形势丝毫不亚于安禄山那次危机。朱泚、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李希烈本身各自都有一定实力，弊端同样非常明显，那就是与他们效法的六国诸侯一样各自为阵，无法形成有效合力，留给官军可乘之机。
有关唐德宗的传记
就在朱泚围追德宗的两个月内，本来得到李怀光的响应，感觉藩镇军已经可以一鼓作气打垮李适。结果李怀光的举动不得人心，很快被手下除掉。朱泚失去助力，李晟在后方进袭长安，朱泚眼看要成为没有根基的流浪皇帝，立刻返回长安，这一来，至少让德宗李适在梁州停下终于喘口气。
李晟巧妙调动了朱泚，通知浑瑊、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等协同作战前往长安汇合。浑瑊从梁州发兵提前收复咸阳，大大挫伤对方士气。朱泚在途中彭原就被部下梁庭芬、韩旻等杀死，西部京畿一带危机算是被解除了。德宗李适几乎热泪盈眶，慢慢悠悠准备返回京师。
中原这边，朱滔满以为兄长朱泚很快就能消灭皇帝成就一番新局面，他还遣使结好塞外回纥，娶回纥女子为妻，邀对方发兵助战，与诸王共集四十余万兵力，照朱泚计划，大军会师于洛阳，彻底改朝换代。可不光朱泚那边很快有变，就朱滔这边与田悦、王武俊也因态度骄横发生矛盾。
田悦之前就被王武俊影响，对朱滔的态度开始暧昧。朱滔进军时路过田悦的贝州，刺史邢曹俊闭门不纳。朱滔很恼火，向王武俊打探原因，得使者透露：“田悦对你有不满，待你南下后就用兵掐断你的归路，你该有所准备。”朱滔大怒，煽动回纥军大掠田悦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卫州(今河南卫辉)，联盟出现裂痕。
兴元元年(784)三月，魏博节度使田悦被堂弟田绪（田承嗣的第六子）所杀，朱滔趁机抢夺魏博地盘。德宗得到消息，立刻招抚王武俊，希望他与李抱真合力攻击朱滔，将功折罪。两边先破回纥援军，朱滔失去助力，逃亡德州，后又逃回幽州向朝廷认罪。奇葩的是，李适为了局面安稳同意赦免。朱滔此后将事情交给表兄刘怦处理，一年后病故（贞元元年785），年仅四十。
田悦本来以得到朱滔等人的救助十分感激，可忽然又对朱滔迅速冷淡，也是颇为让人疑惑的地方。
依照史书记载，朱滔同意与朱泚形成一股新的结盟，原来的四镇盟友就对朱滔的意图产生猜疑，这体现了原本利益为上的不稳定和互相防范。尤其王武俊在四镇结盟中的态度异常摇摆，始终是一个活动因素，他们的结合非常动荡。
本来王武俊率先受不了朱滔骄横，朱滔与朱泚联合回纥形成新的结盟，加上朱泚在西部说动朔方军李怀光倒戈，逼得皇帝到处逃亡，的确眼看大事将成。王武俊非常忧心忡忡，就派使者田秀（此人身份不明，但同样姓田，多少有点试图以沾亲带故方便游说）向田悦分析：“与朱泚成掎角之势，此举实在错误。当初朱泚还未袭取京都，朱滔为列国之一，已经自以为高人一等了。如果他得了东都，与朱泚连手为祸，兵马众多，威风大振，我们岂不将受制于他？如今天子恢复我等官职，赦免我等之罪，我们为什么要舍天子而去向朱滔、朱泚称臣呢？希望大王您能闭城不出，武俊待昭义军出兵，为大王讨伐。”这就是朱滔进军路过贝州被拒，感到田悦忽然态度冷淡的原委。
田悦风向转变，朝廷派孔巢父前来嘉奖。但田悦仍打小算盘，得到封赏却并不愿站在朝廷一边。下面的将士为此议论纷纷，田绪就受到影响，决定向田悦动手。他是田承嗣亲子，据说与田悦关系本来不错，但田悦参加四镇，搅起魏博动荡转眼四年。魏博先受围攻，好不容易在危机中艰难图存，又没有捞到多大便宜，魏博将士为此埋怨不满应是事实。田绪趁机利用这个机会稳定局势，轻松上位，可说一举两得，田悦死时只有三十四岁。
最后李纳和李希烈已没有多少力量，在兴元元年的招抚诏令下来后，李纳基本保持原状（在贞元八年死，传位给儿子李师古，算是四镇中唯一善终）。李希烈害颜真卿时占据汴州，改大梁府，称帝建号楚，年号武成，封赏了一批文武。但河南腹地历来容易被困，李希烈试图南下寿州不利。贞元二年（786），属下陈仙奇设计毒死李希烈，受德宗嘉奖，封淮西节度使，还免淮西地区税赋两年。可不久陈仙奇就被李希烈十分倚重的兵马使吴少诚所杀，吴少诚占据淮西成为直到宪宗年间依然不服约束的重要藩镇代表。
德宗回到长安进入贞元时期，这时候才算唐朝从安史以来的大范围动荡稍微进入一段缓和期。
德宗论护驾之功，功劳最大是浑瑊、李晟、马燧三人，一个为咸宁郡王，一个为西平郡王，一个为北平郡王，都加中书令（原中书令郭子仪在建中二年已经身故，享年八十五岁，陪葬于代宗建陵）。李晟被派驻泾源一带，扩充兵备，结好吐蕃，贞元三年加李晟太尉。
而原本在西北一带最重要的边军朔方军基本烟消云散，此后唐朝成了神策军一枝独秀的时代。然而李晟的晚年也几乎被闲置，贞元九年（792）六十七岁死，德宗念及功勋卓著（尤其收复长安），亲自前往吊唁，废朝五日。都知道，李晟儿子李愿、李愬后来也是重臣，尤其李愬在宪宗平淮西夺蔡州居功至伟。
马燧则不大顺利，一方面可能与他本就是幽州范阳镇出身有关，另一方面是接连处于是非旋涡中，但他一直对朝廷忠心耿耿。从代宗后期他就领河东节度使，留守北都太原。在平定四镇过程中，马燧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却没有浑瑊、李晟得到那么高的荣誉。
德宗李适在奉天受困时，身边就有责怪他：“马燧如乘田悦洹水战败，合力进攻他，当时城中败兵不到两、三千人，都受伤躺倒，日夜等待投降，马燧与李抱真不和，拖延不进攻叛军，以至三位叛将勾结起来，至今仍是祸害。”认为祸事酿成责任在马燧。
当然马燧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仅用不到一个月时间解决了河中地区因李怀光引发的朔方军将士动荡，顺利返回河东坐镇。将领阎晏、孟宝、张清、吴冏等七人斩首示众，将李怀光俘虏的人都赦免了。德宗升马燧任光禄大夫兼侍中，赐马燧《宸扆》、《台衡》两篇铭文。贞元三年（787），马燧误信吐蕃在西北平凉的盟誓，导致浑瑊去立约时险被劫持，马燧被罢免，改赠司徒，只以北平郡王荣誉退休，贞元十三年（797）七十岁身故。
浑瑊虽在平凉结盟遭遇意外，但也体现德宗后期还仍倚重浑瑊的表现，甚至可以说他最信任的就是浑瑊，三大功臣只有他一直在任上。
唐德宗时期钱币
贞元四年(788年)七月，浑瑊加邠、宁、庆副元帅。几年里，他主持修复盐州（今宁夏盐池县）防御西北吐蕃党项，史称"由是灵武、银夏、河西稍安"。到贞元十二年（796）升任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在长安大宁里赐一座大宅（大宁里是毗邻御道尽头皇宫南正门朱雀门的第四坊，全是朝廷亲贵所居），尤其浑瑊府上牡丹享有很高美誉，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新秀初入京城为官时，听说后都曾经前往观赏，留下过诗篇。
三年后冬天，浑瑊病故，年六十四。得知噩耗，李适极为悲痛，辍朝五日，大哭不已，群臣前往延英殿奉慰。德宗追赠浑瑊为太师，谥号"忠武"（这一点与郭子仪相同，大臣死后的褒奖等级是有制度的，如何确定这种等级也能看出皇帝和大臣的一种亲疏礼遇），可以看出，德宗对浑瑊赴奉天救驾一直念念不忘，极为倚重，且浑瑊毕竟比李晟、马燧年轻，确实更能肩负重担。
贞元以后，德宗进行诸多调整，唐朝后期从税赋开始，许多制度都与前期大为不同。如翰林学士地位变化，延英殿召对功能，枢密使的出现等，由此牵连影响最核心的宰相制度发生变化，更不用说宦官与神策军的影响更加突出。
变化的根源仍然是唐代中后期，朝廷京师与地方藩镇长期都处于紧张的军事戒备色彩，随时互相敌视。皇帝与宰相之间的配合就需要更加机动灵活，也需要更加心腹的决策顾问班底，而且还要一个能够依靠的协调军务的机构，所以宰相人选往往从伴随皇帝身边的翰林学士中挑选，翰林学士团队往往就充当皇帝的秘书与顾问角色。再从皇帝非常亲信的宦官中任命枢密使，分割宰相在军务方面的职权。
唐代后期的外朝宰相确实被皇帝与亲信团队集中分走一些职权，但也并不绝对，很多事情仍然必须由宰相去打理，只是宰相与皇帝的关系变得很微妙，也看皇帝是否完全信任和倚重宰相。如武宗历来颇受批评，可他非常信任和倚重李德裕，实际当时并非只有李德裕一个宰相，但李德裕却充当会昌年间最重要的核心角色，把唐朝继承德宗、宪宗的中兴使命继续推动。
德宗李适继续加强神策军的扩充，到贞元以后，神策军达到近二十万，且从编制上确立交给身边的亲信宦官掌握，皇帝对自身和京师的安全终于稍微放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