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宋明之间的艺术与历史谜团：到底是宋还是明？
先让我们回到清代，乾隆皇帝是位典型的收藏痴迷者。紫禁城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寸土地都犹如他那丰富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室内摆设的器物，不仅是摆设，更是他情感和审美追求的体现。
钧窑瓷器产于河南省禹州，其品种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以盘、碗、碟等为代表的生活类实用器；
另一种则为钧窑花器，一般称为陈设类钧瓷或“官钧”，以表明其宫廷用器的身份，上述中的这件天青釉花盆即为此类。
翻阅文献，在国内外的公私收藏中，紫禁城内放置陈设类钧瓷的地点估计有三个：建福宫、养心殿、重华宫。
建福宫现貌 局部
乾隆皇帝建造福宫，无疑是为了寻求一处净土，让他可以从沉重的公务中暂时解脱出来。这座宫殿是一个充满诗意和审美的空间，依托仿真的山石、巧妙布置的凉亭、潺潺流水等元素，精心打造出一个缩小版的自然界。这不仅是乾隆个人的避世之所，更是传承了中国文人精神家园的美学观念。
凝晖堂现貌 局部
建福宫的存在不仅仅是乾隆皇帝个人休闲的场所，更像是传承了中国文人精神家园的美学观念。
这座宫殿和花园合二为一，既是对外界的封闭，也是对内心世界的开放，它为乾隆提供了一个物质和精神双重的庇护所。
2013年，英国著名古董商埃斯肯纳齐举办了一场重要的钧窑大展，这件天青釉花盆荣登了大展出版物的封面。
再来看看底款，底刻：“六”字（已磨）、“建福宫凝晖堂用”。
明初钧窑天青釉花盆
高: 18.5 cm口径: 20 cm
底刻：“六”字（已磨）、“建福宫凝晖堂用”。
一直以来，古董商、收藏家、学者专家都相信，官钧制于北宋末年，是宋徽宗用来种花，置于御花园“艮岳”的器皿，被用来展示各种珍贵的奇石、名花所用。用这样的瓷器来装点“艮岳”，也可以看作是当时文人墨客与器物相互呼应的文化现象。
1974年，河南省禹州钧台窑址的考古发掘，亦引证了钧窑始于宋代之说。
从技术角度看，宋代的钧窑已经具备了高度成熟的窑技和釉料配方，这一点也在禹州钧台窑址出土的实物中得到了体现。
北宋钧窑天蓝釉紫红斑折沿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004年，深圳考古所在河南省禹州一个药厂遗址，作抢救式发掘，以瓷片的器形作对比，推论官钧窑是明代初期所制。随后，在收藏界引发轩然大波，众多海外博物馆开始调整标签。
古董商ESKENAZI认为这些花盆是明代的作品，这也许是因为明代的钧窑制品有时在工艺上更加多样，也更符合明代审美风格。
钧窑的起源和断代问题一直是中国陶瓷史学界和收藏界中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海外媒体the value也曾抛出几个问题，例如：
1. 明朝官窑，宫廷档案多有记录，为何找不到委托钧窑烧制官器的记载？
2. 官钧器如果在明初盛世创烧，为何在中、后叶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3. 明清是紧接着的朝代，俱以紫禁城为皇宫，关系密切。清宫弄错年代，硬把明初瓷器说成是宋朝的，机会有多高？
诸如此类有意思的探讨，使得本来传奇的器物，又增加了许多神秘感和使命感。
哈佛大学有着大量的钧窑收藏，大多源自清宫，无疑是探究这一问题的宝贵线索。
这些传奇的器物固然增添了不少神秘感，但作为学者和收藏家，更应以事实和证据为依据，以期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无论最终是宋代还是明代，官钧窑都是中国皇室及文人雅士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它们不仅仅是瓷器，更是一个时代情感和审美的载体。
因此，解锁钧窑的真正年代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打开一个文化与历史的宝箱，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人的内心世界和精致情感。这种令人着迷的“官钧”经常出现在明代的宫廷和文人画中。
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明人十八学士图》，其中描绘了两只孔雀在天青釉花盆中的松柏间漫步。
《明人十八学士图》（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人十八学士图》（琴） 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又比如，北京故宫藏有吕纪、吕文英绘制的《竹园寿集图》，其中也有种植菖蒲的钧窑花盆。
吕纪、吕文英绘《竹园寿集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有趣的是，这些宫廷和文人绘画中出现的钧窑花盆，几乎都是种植了菖蒲。这或许暗示了当时钧窑花盆不仅仅是用于装饰，还有特定的文化和审美取向。
由于这些花盆体积较小，它们更适合于文房室内使用，只有在特别的场合，例如文士庭院集会时，才会被移至室外。
Lot 2318
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一只钧窑花盆和几株菖蒲或许就能让我们暂时忘却尘世间的烦恼，重回那个更加纯粹和优雅的时代。
无论是用于实用，还是用于陈设，钧窑都以其独特的魅力，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光发热。
2013年，ESKENAZI先生在的展览中，特地邀请了著名花艺大师Sumie Takahashi为两件钧窑创作了花艺，这是现代人对帝王花器最美好的想象。
有没有觉得，这些看似普通的陶瓷器皿，其实拥有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丰富和深远的内涵呢？
作品二
钧窑，不仅仅是瓷器，更是一种文化、一种历史，甚至也是一种哲学。它像是一个时间的穿越者，把过去的辉煌带到了现在，也把现在的多姿多彩带向了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