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兼哲学家：未来的思想家和实干家

François L’Yvonnet

哲学教授、编辑

科学的发展势不可挡，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哲学难题。这个时代催生了一种新型人才：工程师兼哲学家。科学带来了什么，又让我们失去了什么？适应自然，还是主宰自然？对于这类问题，工程师哲学家们是什么态度呢？

在现代社会中，传统哲学显得无所适从，但一种新型思想家应运而生：工程师哲学家。

工程师哲学家能预见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也是这些技术的开发者，有着强烈的社会服务意识和责任心。

现代的工程师哲学家生活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因此需要思考曾经落空的承诺，以此为世界的变革提供启迪和指导。

今天的技术创新试图适应自然，而非主宰自然，与古典哲学大相径庭。

适应自然，让人类行为与环境合一，可以说是真正的生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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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是典型的哲学家兼科学家。此类人才已经绝迹了吗？

二十世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知识爆炸”猛烈冲击了传统哲学看待知识的观点（比如贬低理性，宣扬直觉的柏格森主义）。科学的发展势不可挡，而哲学却在现代社会中显得无所适从。

不过，这个时代也催生了一种新型人才：工程师兼哲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有着共同的母校——巴黎综合理工大学，但并不是为了某种思想、主义或流派而走到一起，而是因为都渴望促进社会福祉，且胸怀社会责任感，正如法国国家政府创办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初心。作为国家或大型组织领导者，这批知识精英有担当意识。作为工程师，他们拥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密切关注具有变革意义技术的发展，积极追求自我思想启蒙，以启发他人。

“工程师哲学家是实干家：与政客、梦想家或学者相去甚远。”

Thierry Gaudin是工程师兼哲学家的典范。他出生于1940年，是一个思想家，也是在那个年代掀起计算机革命的关键人物。他思考时代变化的出发点，是对于技术体系变革、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的深入分析。在他看来，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还是文明的变迁。他对20世纪跨越式发展的思考体现在《2100年》、《下一个世纪的故事》（1990）、《精神的未来》等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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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最早的工程师哲学家们不仅想象力丰富，还努力让所构思的未来最终变成现实。如今的工程师哲学家们还具备这种魄力吗？

现代的工程师哲学家生活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世界末日式的灾难迫在眉睫，人类未来难保。因此，他们不愿意再构建闭环式、自圆其说、以既有知识为基础的认识体系，而是将灰暗的未来概念化，并思考其无穷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Jean-Pierre Dupuy是一个典型人物。作为灾难思想家，他不迷恋对灾难的研究，不扮演神秘主义者，不鼓吹世界的崩溃不可避免，而是提出了“开明的灾难主义”。他认为，承认灾难的必然性，就有可能防止灾难发生。直面未来的种种可能性，无论好坏，体现出一种充满担当的伦理道德观。他的思想还反映了工程师独有的心态——不仅要描述现实，还要通过建模理解、改变现实。如今世界所缺乏的不是耸人听闻的灾难论，而是对于未来灾难理性、冷静的思考。

图片来源：PI France

这样的思维方式与历史哲学所建立的宏伟体系相去甚远，黑格尔和马克思认为，历史哲学要从时代的断裂思考未来。工程师哲学家也是面向未来的思想家，但他们相信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认为理想世界必须在末世后才能诞生，并非不相信时代会复兴。现代的工程师哲学家会思考曾经落空的承诺，以此为世界的变革提供启迪和指导。

工程师哲学家都是实干家：与政客、梦想家和学者相去甚远。他们虽然也会从当下、从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抽身出来思考，但这些思考也会经受现实的考验，变得更加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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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关注的是人的世界。笛卡尔将自然看成一个“物质对象”，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可以从自然中解脱出来。类似地，许多工程师们试图成为大自然的主宰者。工程师哲学家是否也步入了这种思维误区，导致现在人类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报复”？

诚然，在现代，人类必须做“大自然的主宰者”这种观念似乎已经过时。促使人类观念转变的因素有两方面。首先，达尔文主义、当代灵长类动物学让人类重新认识到自身与其他动物的亲缘关系。其次是环保主义——人类破坏环境导致的恶果，现在愈发凸显。现代哲学发展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割裂，对环境问题只字不提。但工程师哲学家们绝不会陷入这种误区。

以Olivier Rey为例：这是一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生代哲学家，作品以批判现代性为特点。Rey指出在当代社会，数学和数字模型无孔不入，让我们在做决策时过度依赖抽象、量化的指标，以至于无法从主观、感性的角度看待问题（如一味追求GDP，忽略了盲目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深远社会影响）。他还认为技术（乃至城市、企业、系统的组织方式）发展的速度太快，超出了人类认识进步的步伐，人类还未学会如何以可持续、有意义的方式使用它们。另外，他提出了对“超人主义”（一种关于将科学技术与人体改造结合的理念，目的是进一步提升人类的生理和智力能力，以克服人类本身的生理限制）的反驳。

“今天的技术创新从过去技术发展的失败中吸取了经验，蓬勃发展：适应自然，而不是试图主宰自然。”

在《修复水》一文中，Rey解释道，现代科学建立在理性和测量的基础上，否定感觉和直觉，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本末倒置：科学“在许多方面游刃有余，在其他方面却稀里糊涂”。工程师哲学家的观念与Rey不谋而合：他们并不否定科学或技术，但是会去思考其局限性，即科学带来了什么，又让我们失去了什么。这些思想与德国哲学家Günther Anders的“普罗米修斯之愧”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类利用技术改变了世界，但也失去了对技术的控制力，从而感到无力、内疚。“普罗米修斯之愧” 诞生于原子时代，与大规模毁灭武器同一时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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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到行动和责任的问题，上述讨论是否意味着哲学家工程师们都要“金盆洗手”，不再试图了解并掌控自然界？

上述讨论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要让工程师哲学家暂停探索，放弃掌控自然界的理想，而是要求他们探索新的途径。欧洲的工程师哲学家作为建模者、思考者，深受古典希腊城邦理念的影响，总是试图建立自给自足的“理想城市”，但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不存在所谓的自给自足，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何况现代的人们已经不对未来抱有理想化的幻想。

新一代工程师哲学家所要采取的行动不再是主宰自然和世间万物，而是要“破解”现有的行动方式，开创新局面、新机遇——这也是法国哲学家、汉学家Francois Jullien（朱利安）的观点。破解是一种比改造更温和的姿态。今天的技术创新从过去技术发展的失败中吸取了经验，蓬勃发展：适应自然，而不是试图主宰自然。

适应自然，让人类行为与环境合一，可以说是真正的生态主义。生态主义分两种极端：一种极端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入侵物种，大自然没有我们仍能继续存在；另一种提倡用各种禁令限制人们的生活，建立集权社会。工程师哲学家不支持这些过度强调人类责任和局限性的极端，而是坚持一种谨慎、尊重的态度：重视技术的潜力，同时不忽视其负面效应。

作者

Richard Robert

编辑

Meister 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