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1934 年10 月至1936 年10 月期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由中央苏区和南方苏区转战两年到达陕甘苏区的伟大战略转移。其中，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余华里，所以长征又称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军事转移行动，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中央红军平均每天行军71 华里，共进行了380 余次战役战斗，攻占62 座县城，红军阵亡营以上干部多达430 人，他们平均年龄不到30 岁，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 个省，翻越18 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五座连绵起伏的雪山。”长征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向经历过长征的将士们发出征文号召，请大家写下大量亲历日记和文章，这些日记里有不少内容，向我们呈现了红军战士充盈着活泼乐观精神的动人一面。
辣子鸡
辣子鸡为贵州特色传统名菜，由辣椒和鸡肉通过较多的油炒制而成，食材为鸡、干辣椒、生姜、大蒜、蒜苗、盐、白糖、油等，与四川、湖南等地做法大同小异。中央红军长征进驻遵义期间，红军与辣子鸡产生了一段有趣的故事。红军进行了十几天的休整，将士们还发了补贴，于是，遵义城里很多饭馆都生意兴隆起来。军委干部团上干队工兵专家何涤宙在《遵义日记》中记录了这段“美好的时光”，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意思！何涤宙特意找到遵义最好的川黔大酒店，点了辣子鸡丁、醋溜鱼、血旺汤等几道名菜。大酒店名不虚传，菜品色香味俱全，但就是客人太多，他们一直等到下午两点才吃上。第二天，何涤宙又去了，还是点的辣子鸡丁，客人还是那么多，而且这一次酒店还搞了点小动作，盘底竟然用白菜铺底，这样辣子鸡丁就少了一些。不过，他也没有太在意。第三天，再去，结果这次白菜竟然占了盘子的一半。他叫来伙计询问，伙计说，下次一定好好招待。过了两天，他又去了，结果，这一次的辣子鸡丁不但白菜没少，更可气的是鸡肉竟然被猪肉代替了。何涤宙无可奈何，在日记中有忧伤的写道：“在遵义住了十天，有点厌倦，特别是辣子鸡丁吃不成好的。”
辣子鸡作为长征中的特色美食，特别受到湖南籍喜欢吃辣的红军的青睐。以至于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甘肃通渭县城时，在部队的晚间会餐上，辣子鸡成为主角，备受青睐，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写道：“大家回到各伙食单位的所在地，六人一堆，各种肉类都有，只是作法不一样。这样热闹的会餐，还是在会理过‘五一’节举行过，大家愉快异常，各级指挥员都被邀到战士中间尝他们的好菜，忙得不可开交。干部团团长陈赓同志是湖南人，大家都请他吃辣子鸡，弄得他拿着筷子到处‘游行’，嘴里连声叫‘好’”。
宣威火腿
1935 年4 月27 日，由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打下宣威。宣威是滇东部有名的富庶城市，宣威产的火腿驰名全国。新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王首道在回忆录中说：“（红军）没收了一家反动的大土豪，他家的火腿堆满了几房子，我们这些红军是吃不完的，就是顶有名的宣威罐头也没有拿得完。后来大批的分给群众，有许多贫民一个人分得两三只火腿，宣威及附近群众争火腿争得非常热闹，许多人说：云南的火腿这一次总算给我们红军和老百姓吃够了。”
宣威火腿，当时主要是有钱人享用的，一般人连怎么吃都不会。据1949年后担任过驻外大使、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李一氓回忆，他们连队的炊事员“根本不知道如何烹饪这种东西，而是切成大块，采取类似烧红烧肉的办法，结果一大锅油，火腿也毫无味道。”但也有吃过并知道如何制作的人。1949 年后曾担任过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就不要公家烧的火腿，而是让分一份生火腿给他。他把这火腿蒸熟，搁在饭盒的菜格子里。这样，每天行军正午休息吃午饭时，他就打开来下饭。李一氓称其“聪明”，还羡慕地说：“这种味道当然比红烧火腿有意思多了。”
茅台酒
茅台酒独产于遵义仁怀茅台镇，历史悠久。清代民国时期，茅台镇酒业发达，“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红军鲁班场战斗，进占仁怀、茅台，在茅台三渡赤水。赤水河畔的茅台镇是名酒茅台酒的产地，红军在茅台用茅台酒擦脚疗伤，或者饮用，解除行军疲乏，与茅台酒结下了缘分。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写道：“茅台镇是茅台名酒的家乡，紧靠赤水河边有好几个酒厂与作坊。政治部出了布告，不让进入这些私人企业，门都关着。大家从门缝往里看，见有一些很大的木桶与成排的水缸。酒香扑鼻而来，熏人欲醉。地主豪绅家都有很多大缸盛着茅台酒，有的还密封着，大概是多年的陈酒。我们有些人本来喜欢喝几杯，但因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是弄来擦脚，恢复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妇委书记的李坚真在《李坚真回忆录》中写记录茅台镇的生活：“长途行军疲劳，见到这么多酒，同志们拿来擦腿、擦手臂，擦伤肿。茅台酒一擦，真是舒筋活络，周身轻松舒服。”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的创始人之一的王耀南在《坎坷的路》中记述了更为动人的一面：“酒没有容器装，我们就找了两段碗口粗、半人来长的竹子，用烧红的铁条把中间的竹节捅开，只留最下面一个竹节，然后在竹筒里满满灌上酒，上面再用玉米瓤子紧紧塞住。当我按时价把四块白花花的银元给酒厂老板时，他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红军军纪严明，深得百姓拥护。
鸡蛋糕
鸡蛋糕是遵义一种传统名小吃，有甜、咸两种口味。民国时期，遵义新城老城经营鸡蛋糕的店铺较多，如桂香斋、同新斋、裕泰恒、裕昌等，新城田家开的“桂香斋”，老城晋家开有“同新斋”，相互竞争，各具特色。红军长征进驻遵义期间，鸡蛋糕成为红军品尝怀念的一道美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在《忆长征》中写道：“经过战斗洗礼的遵义城，沐浴在朝霞里。我们看到，房屋鳞次栉比，街道宽阔，店铺很多，有的已经卸下门板开始营业，鲜红的桔子、松软的蛋糕、装潢华丽的云烟何装潢古朴的茅台……真是琳琅满目”。
中国工农红军彭雪枫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也深情地回忆，“长征以来遵义是最使战士们想念的一个城：那比较繁华的街市，那相亲相爱的群众，那鲜红的橘子，那油软的蛋糕”。
微“盐”大义
与长征有关的文献，记录了红军指战员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是，当翻看史料，关于贵州“盐”的一章，真实的再现了环境的艰苦。长征时期，贵州地瘠民贫，本省不产食盐。食盐多半从四川自贡一带远道运来，山高水险，运费高昂，再加上军阀的高额盐税附加。盐价高昂，斗米斤盐，普通民众吃不起食盐，所谓打滚盐、吊吊盐现象普遍，民众甚至经常淡食，用辛辣之辣椒佐味。关于红军长征前后贵州食盐的消费情况，文献载“黔地晓瘠，生产不丰，即盐价低贱之时，亦有四分之一人口无力食盐，非遇婚丧节庆，不入盐市”。再加上长征前夕，贵州军阀冶黔时期采取的包商包税制，由认商年认省税150 万元，盐商为获取高额专卖之利，加价盘剥，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普通民众的吃盐困难，“以故盐价昂贵异常，黔南各县大洋每元仅可购二斤，普通人民多淡食，所食之菜能以在盐巴上沾一点盐味的，已经不是普通一般人所能享受了”。食盐问题成为当时贵州的重要民生问题，食盐的占有与消费情况成为当地贫富差别、阶级对立的重要表征。
关于贵州的食盐缺乏情况，在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中多有体现，建国后任贵州军区卫生处长的钟有煌在《长征亲历记》中写道：“我们在行军途中，看到贵州的人民群众真是太穷了，传说中的州‘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住的是茅草房，身上穿的褴褛不堪，小孩10 多岁了还光着屁股，没有裤子穿，他们吃不起昂贵的盐巴。当时的盐价高昂，普通民众视其为珍稀之物，正如钟有煌所说“贵州的盐巴是非常昂贵的，穷苦的百姓是很难买得起的，当时1斤16两的秤，一块银圆只能买到二三两。穷苦百姓有一小块盐巴像宝贝一样”。他还描述了贵州穷苦百姓关于盐巴的故事，贵州有一户农家4 口人，有了一小块盐巴，用线拴住，吊在饭桌中间，每客吃饭时，眼睛盯着盐巴不能动，要到初一、十五和过节时，才能把盐巴取下来，放在菜或汤里蘸一下，立即又挂起来。有一天这块盐巴不见了，追问之下，是两个小孩取下来泡水喝完了，大人很生气，把两个小孩子打了半死，被邻居劝住才罢。这些记录和故事，反映了红军经过贵州时，当地食盐缺乏、百姓吃盐困难的状况，这种情况也展现了红军食盐供应的困难。
红军长征过程中，在打土豪、获取食盐等物资的同时，尽可能地把其中的一部分分给沿途各族贫苦群众。中央红军转战黔北仁怀茅台期间，打开官仓分盐，当地民众编山歌颂红军，“红军过茅台，分盐分浮财，土豪把头低，百姓笑开怀”。红九军团转战黔西北时，也分盐于民。新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王首道在《长征中九军团支队的断片》回忆中，记述了部队在贵州瓢儿井( 今毕节大市镇)一带分盐给当地穷人的场景，“次日 (4月9 日) 天明，没收反动首领盐庄，一小时内，号召了一千多人分盐, 如山如海的干人儿争着要盐, 闹得非常热闹。附近许多苗人也来要盐。往来背盐的人好像蚂蚁一样忙个不了”。此外, 红军长征留在贵州的不少标语亦反映了红军分盐的情形，如中央红军红九军团1935 年3 月书写于贵州大方县瓢儿井的标语内容是：欢迎盐防军士兵参加红军！盐仓大大开，穷人快来领盐！汉苗一家，汉苗平等，苗胞请来领盐！红二、六军团长征转战贵州期间，书泻的关于分盐的标语有：开仓放盐，红军是为天下的穷人而战的同时，红二、六军团也以实际行动开仓发盐，接济当地穷苦百姓。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有如下记载：在云南红军从富足的火腿栈房中，没收了好几千只火腿，就有数十里外的农民来领受这一份不要钱的火腿——这是火腿业历史上一件新奇的事情。他们又照这个办法分配了几十吨的盐。在贵州的时候，从许多地主和政府官吏们那没收了许多鸭子，红军天天吃着鸭子，直到吃厌了。从江西出发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银行里，带来了大批的南京政府钞票、银元与银块，在他们路过的穷苦区域里，他们就用这些钱来买所需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