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种托付在肩的责任

近几年，因为“信任”而引发的事件层出不穷。有人说：人与人间的信任，就像是纸片，一旦破损，就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样子。更有人声称，中国已经陷入“信任危机”，政府以及民间团体的公信力在亏失，最典型的两个单位就是红十字会和血站。

红十字会运动起源于战场救护。亲眼目睹许多受伤或垂死士兵被残忍枪杀或刺死，1863年2月9日瑞士商人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与日内瓦知名家族中的四位主要人物一起在日内瓦创建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

伤兵救助国际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日内瓦公约》和《国际人道法》的诞生。1876年，伤兵救助国际委员会正式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即ICRC，全称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公约并在实际冲突中予以遵守。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红十字运动在国际上广受尊重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各国红十字会日益成为志愿工作者的大本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红十字会在战线后方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与此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其工作范围扩展至保护战俘，并因此设立了国际战俘局。二战之后，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扩展到了更多的领域。譬如在流行病疫情、洪水和地震等紧急局势中预防和减轻人类苦难。

中国最早的红十字会成立于日俄战争时期（清光绪三十年），在旅顺的外国侨民都由本国政府或红十字会出面，接运撤离战区。宣布中立的清政府也派船接运中国同胞，遭到俄国的拒绝，船只不准入港。出于义愤，上海海关道沈敦和等人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为得到国际承认，1904年3月10日，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工部左侍郎盛宣怀等人在上海邀请中立的英、美、法、德代表，共同协商成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认后，清廷拨白银10万两作经费（各地绅商及衙门也劝募20万两白银）并于1907年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红十字会于1950年进行了协商改组，于1952年恢复了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合法席位。简单来说，中国的红十字会是依托于政府的慈善机构，遍布全国省、市、县的各级红十字会，均被纳入行政或事业编制，在编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负责人多由同级政府任命。红十字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会费收入、社会捐款、财政拨款和其他收入，按照资金来源性质，资产属性为国有资产和社会集体资产，红十字会履行受托代理责任。

一个收取善款管理费的公益组织，居然长期要靠纳税人供养，组织内部一部分人既不是慈善家也不是志愿者，而是一批公务员，是不是很神奇？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慈善公益体制的“行政化”和“政府主导”的积弊，是导致包括红会在内的公益组织日益失去公信力的根本原因。享受着类似于政府机关的地位，但又缺乏政府机关严格的管理；无论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个方面，红十字会都过分依赖于政府，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

2011年“郭美美事件”的爆发，不过是对红十字会公信力质疑积累的总爆发。2017年修订颁布施行的红十字会法，将设立监事会纳入法律规定，要求形成了事会、执委会和监事会职责分开、相互制约的现代治理结构。但由于没有独立和权威的监督，导致理事会 “理事”流于形式，不能充分发挥其宏观监督管控职能。其实，无论红十字会怎样对待捐赠人，无论他们透明度如何差，作为财政拨款的官办组织，它是永远不会倒下的，而失去的是公信力和美誉度，导致群众捐赠数量和热情下降，也致使红十字会受助范围或对象缩减，许多排队求助的困难群体得不到及时的救助。

对捐款人透明，遵从捐款人的意志，对其负责，是现代公益慈善业的基石。血站的问题基本类似，就是用血政策不透明。献血无偿,用血却要收费，用血时医院各种限制措施、证明，都是公信力衰减的一个原因。

各位千万不要觉得慈善机构就该为全社会做奉献的，纵观很多知名的慈善机构也只能对特定人群做慈善（展开救助），其内部的各类开销成本都不见得比一家大型企业低，其中筹款费（类似广告）、公关费和人员费用、管理费用等都是开销中的大头。《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的规定，即是对于基金会正常成本支出的一种肯定。

“项目多，工作人员就多，项目少人员就少。同样一个一百万的项目，如果项目复杂，那么人员就多，费用也相对多。”但是不管高还是低，最主要的是公开透明，花的每一分钱都能向捐赠人和社会交代清楚，这才是一个机构生存的根本。

类似以个人信用为背书的民间慈善组织得到了公众的关注和认可，例如韩红的爱心慈善基金会就很给力。明明在湖南台录制《声生不息》，可是在甘肃地震发生以后，韩红立马就跟节目组讲了。要缺席一期节目，去灾区参与救援。短时间内筹集6000多万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