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的语境中，智与智慧是两个概念。

我们在生活中常会遇到小聪明的人，你说什么他都能插上嘴，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更要命的是那种自以为是的范，常用语为：你不懂，我曾经指出过。

这种人不能说不聪明，却得不到尊重，因为这种聪明只能叫做“智”，算不上是大智慧。老子治天下有两大法则，叫做：绝圣弃智。可见“智”不但不是大智慧，而且极不可取。

那什么才算是大智慧？

庄子在《应帝王》中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一位叫齧缺道家学人，问道于大师级的高人王倪；他一口气问了四个问题，哪知，王倪大师是四问四不知。

这让齧缺倍感兴奋。

齧缺认为，连王倪大师都被问住了，可见自己提的问题太深刻了，所以兴奋，他立即跑去告诉了自己的老师蒲衣子。蒲衣子在上古的传闻中，八岁就做了皇帝，当然是有智慧的人。

齧缺问了什么问住了王倪大师？

《应帝王》中并没有直说，不过在《知北游》中有一个相关联的故事，

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弅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知先生，应该读做智先生，是一位有聪明的头脑，谈不上智慧的先生。

智先生向无为谓老师一口气请教了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思考，才能认知道？

第二，如何相处，才能合于道？

第三，如何寻找，才能得于道？

无为谓，这名字起的已经是一无所谓了，果然，他什么也没回答，不是那种玩深沉不回答，是根本不知道从何答起。智先生把这事跟黄帝学了一遍，黄帝回答说：

第一，道不需要去思考；

第二，道不需要去相处；

第三，道也不需要去寻找。

为什么如此消极？

因为道是绝对的存在者，道本来就与你同在，你本来也不过是道的一个化形。思考、相处、寻找多余的废话。

王倪的四问四不知，与智先生是同一个故事的翻版，说的还是：绝对的存在者不能去下定义。

老子《道德经》第一句话就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在古人的语境中，不可名，就是不可下定义。道不是不能谈，但是，要回答道是什么？天下无人能答，只要回答，一定是盲人摸象，一定是错的。因为道就是整体，谁又能把一个无限的整体“摸”出来？

人类社会讨论了几千年，古往今来，产生过众多的哲学流派，也没说清楚这个“绝对的存在者”到底是什么？宗教就不去追问了，权当是一种信仰，是不言而喻的存在。至于道，我们很愿意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只是它太谦虚了，永远不会呈现在于我们的面前。

中国哲人有一种达观，不问东西，像西方人对待上帝一样，也是把道当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对象，不去证明，也不用证明；所以，才会有了庄子这种哲学怪咖的智慧，你问他道是什么？他一问四不知，而这不知才是知。是知其不可下定义，这就是哲学的智慧：绝对的存在者不可下定义，也无须下定义。

四问四不知不完全是一个哲学的命题，也是道家做人的一种风范。

看看蒲衣子又是怎么教导弟子齧缺的：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

蒲衣子说：舜比不上伏羲氏，舜借仁义之名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戴，这个境界不算高。为什么呢？因为仁是一种主观意志的强加，有大仁就一定有对立面，就一定有大盗，天下怎么可能太平？

这就是老子说的“天下皆以美之为美，斯恶矣”。让人人都做雷峰不实际，儒家的言教并不是治理天下的好办法。

那伏羲氏又是怎么治世的呢？

蒲衣子说：伏羲氏睡卧时一副神游体外的样子，醒来也是那样悠游自得；因为他心中根本没有什么是与非，不用去争论什么是真理，完全与天地打成一片，自然而然。伏羲氏不仅超脱于人间的是是非非，甚至连自己是谁也可以忘怀，你把他看成是一匹马，那你就看成一匹马好了，你又要把他成一头牛，那你就看成一头牛好了，所有的人都把他看一头牛，他也无动于衷，依然是那么质朴，这就是真人的性情，没有觉得别人是错的，也没有觉得自己是对的。

庄子回答了什么吗？

好像没有回答什么，为什么道不可以回答呢？

庄子没回答什么吗？

好像又回答了什么。

道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有真有情，破了人生的是是非非，物我两忘，这大约就知晓了何为道、顺应了道、并与道同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