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中国已经走过70春秋的时候，人人都在回顾沧桑巨变。历史永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不论对整个国家，还是对平凡个人。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不论这70年，还是从1840算起的180年，又或者上溯到老祖宗的2000多年，从来既可以形容波澜壮阔，也同样可以形容饱经忧患……

十六年前，第五代摄影师张黎像当时完成了一部空前高质量的历史正剧《走向共和》，聚焦的是晚清末年到民国初年的一段历史，播出后引起巨大争议。

《走向共和》人物很多，不能说真的观照了历史的全局，毕竟这是电视剧，仅是刻画了一条让观众可以清晰琢磨的，呼应历史进程的主线。剧情可算三大部分，甲午战事前后到戊戌失败康梁逃到海外，辛丑再遇危机到练兵求变，企图立宪到辛亥进入民国。

一、李鸿章与甲午前后康梁失败的问题

该剧从李鸿章办海防捐开始，指出当时窘迫，李鸿章这一办法的用意是为了满足慈禧修颐和园。李鸿章这么卖力，一方面显示他的本事，一方面得到上头支持，就能加强北洋水师建设。李鸿章更多的是“私”，但他把这私心作为一种对朝廷的“公”体现出来。

光绪有自强的表现，希望招揽人才，可用人观念占据主流的，是翁同龢为首一批人仍以程朱理学为宗，对康有为这样的非常抵触。客观地说，康有为确实不算实用型人才，主要是思想先锋，而且影响不少人，电视剧采取先扬后抑，对他颇有贬低色彩。

另一条线点出张之洞在武汉督学（他本就是学政出身，除了短暂在广西边境对付法军，一直是文官身份），与康有为讲学有一番镜头语言对比。刻意演绎他的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场景，还讲述欧姆定律。

直到今天，很多人对张之洞的理念都非常称道，认为符合实际情况，剧中连慈禧等也都认同他。换句话说，为什么普遍人对张之洞的说法更愿意接受？这一套是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是一种圆滑变通的技巧，根本不算什么思想精义。

从科学精神来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行不通的，中就是中，西就是西。一个人的确可以精通西学和中学，比如张之洞身边的才子辜鸿铭，但仅仅是知识层面上学贯中西，骨子里的伦理道德、见识主张却骗不了人，不可能做某种“嫁接”，同样也还是可以辜鸿铭为例子，他的保守和顽固是史上闻名的。这个道理就在是什么种子就结什么果，不可能指望一个苹果树上长番茄，更不可能长鸡蛋。涉及到现代历史转型阶段就更加明显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理念在《走向共和》是深刻反省的内核，也正是孙中山的与杨度长期交锋的要害，我们到底能不能借助一个两千年影响的皇帝，通过他提倡学习西方就迅速成为现代化？事实上行不通。

从实际出发，康有为率先认识到制度有问题，可他绕不过两千年的传统，把改良视为权宜方式，康有为与张之洞没有原则冲突，只不过张之洞是从洋务的枝节出发改善国内行业面貌，制造一个现代的皮相，他就连皇帝的处境都不敢多提。

很多人都会拿日本的图强说事，误认为日本和中国的历史背景一样，这是天大的误会，日本能够迅速图强恰恰是他们有适合西化的历史背景，他们可没有什么东学为体，兰学为用的说法，他们的天皇虽然学习中国，但和中国的皇帝原本就是不同背景下的产物。

一、日本有近千年学习中国的传统，换句话说，在某一个时期学习某种先进文化在日本早有渊源，不是吗？二、日本天皇很多时候都把行政交给幕府将军，将军衰弱阶段又有摄政关白，这在日本叫摄关制度，或者叫虚君制度，这同样本来就是日本历史的特征。

日本图强不是凭空的奇迹，也不是明治天皇靠自己打开局面。当然，也经历过一阵乱糟糟的局面，剧中演了想要加强军事力量，开会时吵吵嚷嚷。伊藤博文接到清朝北洋阅兵消息以后，为了增加军费购买吉野号巡洋舰，也用欺上瞒下，夸大其词的手段，但明治天皇有勃勃野心，包括国民和军队都十分积极，他们朝着战时体制上开动起来，

就在天皇决定饿肚子筹钱买军舰的时候，清朝上下也在为费用发愁。剧中很讽刺地演到慈禧用饭照样是100多道菜，还说没法动筷子。大臣为了修颐和园同北洋水师争夺经费，内部各处贪污，早已千疮百孔。

孙文在第九集出场，与康有为以医术为名为社会诊脉，康有为很欣赏孙文有胆识，也知道他的论断大体不差，但就是对制度有分歧，孙文要拉下皇帝，与其说他真的走在时代前面，不如说他是长期生活在海外，能够接触国外行情的缘故。

而康梁这一批人长年生活在国内，环境封闭已久，孙文前半生之所以多年推行想法困难重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并没有过多考虑到内地人们的实际，靠着一股鲁莽在不断朝着厚重的壁垒碰撞。

有一段李鸿章尝试与洋人合作银行筹款，李鸿章与恭亲王也有一次会面，说到举国没有人懂得与洋人打交道的方式，包括时代变化的种种。普天下人人都只觉得洋人很坏，或者认为他们奔着利益而来，但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大多数当官的，或者老百姓对洋人完全是陌生的，他们大多还抱着一两百年前康乾时期的心态在看待洋人。

李鸿章的苦苦支撑不算什么公忠体国，之所以给观众这种“正面”印象其实是王冰老师出色的表演。李鸿章完全是把自己的根基地位放在最重要，假如不为北洋水师筹经费，水师就是一个门面“幌子”；假如李鸿章没有了水师，他在朝廷就呆不下去（海战失败，水师毁于一旦李鸿章基本退出就是证明）。这一危机在阅兵式已经暴露，光有铁甲船缺少弹药，实际就船舰也已经落伍了。李鸿章退而求其次想要经费来充实弹药，他的花架子很快就能被拆穿，战事爆发就证明了这一点。

李鸿章想用咖啡和点心说服慈禧支持他办银行筹款，但慈禧接受不了西洋事物。当日本在朝鲜制造危机，李鸿章感觉快遮掩不下去，当着朝堂众人面告知北洋水师不具优势。光绪在震惊了：“不是说北洋水师是远东第一吗？”李鸿章和末代状元张謇大肆争论，用数据表明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的差距，但他的话处处留有余地。

这一幕交锋非常精彩深刻，大家究竟如何看待洋务？如何看待外敌威胁？虽然不少人知道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就受列强欺辱，但大部分人对外国人根本不了解，甚至就连对近邻日本也依然不了解。

慈禧和一些人多次表明就李鸿章懂得与洋人打交道，但李鸿章同样也属于晚清官僚，他处处表现得像是大局为重，王冰老师确实用比较正的方式在演。李鸿章与翁同龢、张之洞不论保守人士还是支持洋务人士一直都在争取各自所需的利益，该剧还没有涉及南洋水师（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一方）的矛盾。

《走向共和》虽然呈现的是片面历史，但深刻揭露了晚清没落的要害，洋人在争夺外部港口、商业、物资等利益，而朝臣呢？也在争夺内部利益，甚至打着图强的旗号。李鸿章虽然能干，但他脱离不了官场大环境。

这一幕争论可以归纳一个传统，李鸿章对北洋水师真相如此重大的事情，他的处理方式是先把事情摁住，如在北洋阅兵前先处理好内部；等到遮蔽不了，再有分寸地一步步透露，说话还拐弯抹角。例如讨论究竟开战与否，他三翻四次向慈禧请示，尽量打听清楚确切意图，这就是我们千百年来上下的规矩和积习。

甲午战事是近代史热门课题，剧情前面提到朝鲜方面原因，包括袁世凯电报，但省略了日军行动，黄海海战似乎很突然。当然，故事主体并不是演甲午战争，重心就是黄海战事造成北洋水师覆灭，连带李鸿章地位动摇。

这一画面不断切换慈禧大寿，皇帝和大臣紧张议事，被慈禧说风凉话，光绪上台表演释放压力，台下李鸿章、翁同龢的情绪变化，一连串场景都刻画人物心理活动，非常出色。

历史学术层面对甲午失败的研究可说观点不一，因为黄海海战不等于整个甲午战争。电视剧反映当时清军应对日军的战术矛盾，也就是指挥问题是失败的最大根源。

从李鸿章内心认为，北洋水师是自己一手创立，水师应当听命于他。而光绪皇帝是他对日本下令应战，甚至被翁同龢等人唆使亲自指挥，就能顺利免去李鸿章掌管北洋水师，显然存有一种争权夺利的小心思。

剧中水师大部分将领士卒是英勇的，他们被朝臣所误，犯了李鸿章说的用自己短处去拼敌人长处的错误，这是一点；另一要害就是弹药有限，原本作为防御战应敌，日军要突破防线，就会靠近清军，水师多少还能发挥火力强的些许优势，射程也能保证距离有效。一旦出海迎战容易浪费弹药，也无法保证在射程有效范围，北洋水师就陷入被动。

如笔者所说，尽管李鸿章更熟悉军事，也更熟悉水师长处短处，但李鸿章并没把公事看得那么重，为什么他会斤斤计较和翁同龢争钱？实际上北洋专门有筹钱部门和职权，如盛宣怀这些都能为李鸿章想办法，但他就是要从翁同龢和朝廷那里要钱，不愿意自己割肉流血，这就是官场习气。甚至光绪还和翁同龢提过他们两家的私人恩怨，他大哥翁同书在安徽境内对付捻军，与袁甲三、苗沛霖的团练不和，与曾国藩结怨，参劾文书据说李鸿章帮着润色，导致翁同书被贬戍新疆数年。

当然，李鸿章去马关谈判是前面一出经典段落，与伊藤博文的对手戏很精彩，又争吵，又防范，有拉私交，也有劝说。王冰老师把李鸿章的复杂心理演的太出色了，例如被刺的一幕，李鸿章几乎就是希望自己死了一了百了。好比他对侍女玩手枪的一段，北洋水师覆灭，几乎要了李鸿章的大半条命。

李鸿章虽以淮军起家，但人才不如湘军，如幼弟李昭庆，其次叶志超、丁汝昌等心腹十分平庸，除了刘铭传，基本没有堪大用的人。像聂士成甲午中在朝鲜作战也很英勇，另外吴长庆也是在朝鲜的重要人物，过早死在那里。其他隶属的邓世昌、左宝贵、刘步蟾等，都是甲午表现英勇的人，统统不是两淮人，所以并不受重视。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北洋水师原则上是清朝的正式官军，但李鸿章是以淮军为主体，用人方面有乡里亲疏之别，更将水师视为自己家底，这是历来的积习。所以，当北洋水师覆灭后，年届七旬的李鸿章威望和颜面都一夜扫地了。

剧中演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关系很微妙。论出身，袁家既不是湘军，也不是淮军，但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配合曾国藩对付太平军和捻军。其子袁保恒、袁保龄与李鸿章都关系密切，袁保恒曾配合李鸿章在安徽对付捻军，袁保龄后来在旅顺加强海防修炮台而累死，所以，李鸿章与袁家的确称得上世交。

但袁世凯的父亲袁保庆（过继的嗣父）与湘军更密切，袁世凯对李鸿章想拉关系获得提拔，但他与李鸿章的渊源有限，李鸿章知道袁世凯在后辈中有才干，但为人投机功利，实际上对接替李鸿章的荣禄已经动了心思。

遭遇甲午败绩后，光绪进一步想要图强，可对于该怎样变？君臣都没有方向。电视剧还是只简单勾画一条主线，如杨锐、刘光第与康梁的关系，点出他们是张之洞门生，尤其慈禧对张之洞的肯定，再次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例如康有为进入朝堂见皇帝大谈变更服饰等问题，受到多数人嘲讽。

帝后矛盾在剧中是隐约埋着的一条线，演得并不那么显著，凸显光绪很惧怕慈禧，也很尊敬慈禧，但没有涉及到底在大局上是否与慈禧存在分歧。慈禧在祖制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矛盾爆发的时刻，声泪俱下数落光绪对她的误解。吕中老师把慈禧的语气拿捏的非常好，严厉痛斥、震惊愤慨、遗憾失望、悲伤难过的种种情绪交织在这语气里。

慈禧按说并不反对，甚至还支持皇帝大展拳脚，剧中也演了这一表态，为此她才搬到颐和园，只在重大问题让光绪给她一个备份，并没有过多干涉。让慈禧不能接受的是康有为等人请来伊藤博文与光绪见面，打算学习日本经验，很可能危及慈禧的地位，正如茅海建在专题研究中指出，慈禧就因为这一事情突然回到紫禁城。剧中也演慈禧在里屋盯着光绪和伊藤博文的谈话只是走过场，伊藤博文很清楚皇帝的尴尬，礼貌性的回答了几个问题。

关于谭嗣同去见袁世凯这一重要段落，史学界的争议非常大。当事人梁启超与袁世凯都留下有追忆史料，都被研究者觉得添油加醋。电视剧演的比较符合人物心理，也就是袁世凯在这件事上属于比较“被动”，内心上他有投机成分，他知道掌握大局的是太后，所以他选择了太后。

思想上袁世凯固然新旧都有，但正如慈禧也不排斥搞搞洋务，可从他选择太后一方已经证明他骨子里倾向守旧。剧中同时演他先后见了皇帝和太后，一方面很激动，一方面很恐惧，已经说明他最终选择了守旧的立场。

一方面看，袁世凯当时对谭嗣同的说辞，是有周旋的谎话，但也不全是谎话，他很“现实”，当时营救皇帝确实没有多少机会成功，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军中并无武器弹药，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当时荣禄已经在提防戒备，先下手为强，康梁谭全无斗争经验，失败就是必然。

二、清末立宪的拖延与真伪

随着康梁逃到海外，清末还继续高喊要奋发图强，中枢层面出来的却是刚毅、荣禄、徐桐等人，可以看到当局者如何蒙昧无知。

刚毅的确是将义和拳收编用来遏制洋人的主力，剧中没有演刚毅在甲午时候就对日本积极主战，庚子年再次主张对八国联军主战。主战并不能认为不对，但他和甲午时的张謇一样，不明敌我情势，盲目对战的危害极大。

慈禧看完那些拳民表演后就知道，这些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够充当打击洋人的炮灰，而不给朝廷添乱。剧中很微妙的演到，慈禧决定对洋人开战前，有一番慷慨陈词，还处置了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大臣，结尾却说如果输了，不要把责任推给她，意思大家都同意作战，她这才做的决定。

排外心理不能简单定义是对是错，种种冲动事出有因，归根结蒂都涉及当时对国外底细知道太有限，每一个环节的决策都容易想当然，自然就会发生偏差。最终慈禧、光绪逃亡西安，刚毅的喜剧形象再次得到表演，已经无权无势的光绪见他来哭闹，发泄了一句：“你就是乱臣贼子！”

这时，荣禄与慈禧的关系得到浓墨重彩的刻画，非常形象的演出一个并不算特别有本事，但做事十分稳重，深得中庸之道的人物。荣禄比李鸿章次一等，也体现了过去十分典型，被认为比较“理想”的官员代表。引慈禧暴露真实的心理，她畏死，所以不惜别人死。关键时刻，她让奕劻请李鸿章再上谈判桌。

在奕劻将要在辛丑条约签字时，李鸿章再次站出来劝说奕劻还年轻，如果签上字将是千古骂名，他已经年过七十，卖国的罪过还是由他李鸿章来担，王冰老师把李鸿章演的是有血有肉，让人佩服。

之前两广总督任上，梁启超前来拜访，劝说他主动站出来改变局面。李鸿章对梁启超交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他是属于清朝的人，无法超越时代局限。所以梁启超担起了为李鸿章做传，也为晚清时代的悲剧做一小结的使命。

李鸿章、荣禄对袁世凯都不放心，可也知道朝廷已经无人可用。尤其能够变通的人才，当时南有张之洞、北有袁世凯，张之洞其实也垂垂老矣。袁世凯再次改换门庭，与奕劻走到一起，通过大办洋务获得慈禧垂青，依靠新军和巡警两大体系，为崛起创造了实力。

表面上袁世凯在清末的朝局逐渐成为关注焦点，通过种种表现，更加细致的让观众看到，当时袁世凯似乎有接受新生事物的可能，但他一次次变着洋务花样也只是讨慈禧的喜欢和重用。实际这一套就是一点细枝末节的门面工夫，这在慈禧去直隶任巡视已经表露无疑。时隔十年左右，袁世凯的做派与甲午前夕李鸿章用西洋咖啡点心讨慈禧欢心有什么区别？可以说没有。

所以，剧情用意就很清楚了，慈禧从来没有意识到振兴国力的重心本质应该在哪里。反而孙文的确一针见血，朝廷办洋务、搞立宪就是一张幌子。

客观一点说，强行要那个已经在位四十来年，年逾古稀老太太转变观念动摇根本，也的确不怎么现实，这就是慈禧盘算着拖到自己老死以后，随子孙折腾的心理动机。她计划由头脑灵活变通的袁世凯将来帮助载沣、隆裕，算盘打得是好，但她看不到袁世凯内心不是那种人，何况他与载沣的矛盾非常尖锐，载沣笃定袁世凯就是害了他兄弟光绪的祸首。

从爱新觉罗家族子弟来说，显然对立宪是违心的，不论慈禧还是载沣都没有这个心思，但出于形势、安抚朝野，不得不做做姿态，所以才一再借口拖延。何况载沣还是一个十分愚蠢的家伙，等他上台辅佐儿子，又一次搞得满汉问题再次暴露。

当被放逐的袁世凯再次表现他的投机，和黄兴等人有所接触，为后面充当逼退隆裕和小皇帝埋下伏笔。

当然，袁世凯并不是孙文、黄兴那种人，他是一个保守分子，由于他手段灵活，确实适应能力很强，所以体现出在清朝官员中有新派作风。张之洞最后的愚忠，更表现当年洋务的无效。

三、民国初期袁世凯的摇摆

民国新立前后，袁世凯决心与孙文联合意图暴露，他以为可以得到实际好处，孙文当时与整个北洋势力形成拉锯，袁世凯做总统的确比孙文有优势，他能够迅速结束晚清，而孙文真要坚持就只有长期战争，还未必有很大胜算。从这一角度看，通过谈判联合完成统一基本是形势所逼。

当袁世凯坐上大总统位置以后，他和孙文的来往和晚清一样，表现得像接受新事物的感觉，同时又留恋过去的君主心态。他没有完全适应民国，或者更准确地说，民国啊、共和啊等规矩都是孙文、宋教仁抛出的概念，袁世凯本来属于顺应大势所趋的一伙，也就多少有点“被动”的一方。

但袁世凯是民国首脑，害怕孙文取而代之，所以想把局势控制在手中，对孙文有多种试探，底下更有段祺瑞、赵秉钧、张勋、曹锟等人。

孙文是为了顺利实现南北共和而让位给袁世凯，然后想以诸多的法律约束袁世凯。孙文尽管声望很高，但对全国各地情况都不大了解，所以由袁世凯来主持大局，表面看起来是很可惜，但剧中也演到孙文到北京一带走访，演了一番两人正式的交流，这才解释出来，要顺利、尽快实现全国安定，袁世凯相对最合适，对大局最为有利，这的确是实情。

当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以后，他对职权并不明了，和南京这边有诸多矛盾，几次内阁不顺畅，孙文、黄兴、宋教仁最后以成立国民党参与选举来压制总统和内阁，袁世凯反戈一击就是谋害了宋教仁。

无形中将袁世凯对总统制内阁制失望，重新走向君主。而孙中山也因宋的死发生思想转变，一方面仓促的二次革命，一方面改组，导致与黄兴的分歧，也为后来国民党的总裁体制转变埋下伏笔。

袁世凯解散国会也朝复辟的道路转变，共和的艰难在孙文后面的演说段落算是来了一次总的回顾，也算是这一部长篇剧集的一个总收束。

从晚清到民初，帝制时代倒下，总统和袁世凯也倒下，众所周知北洋军阀和各地军阀开始了，用一段西方化的说法就是“人人与所有人作战”，这时候，民国并没有真的迎来一个清晰的方向，孙文仍然是一个有些迷惘的先驱。

兴中会、同盟会，剧中回避了与光复会和其他不满孙文的人物，例如陶成章。为什么当时急于整合各会社，合并为一个大的团体来夺取席位，中间还有很多故事背景草草而过。孙文这期间的变化，黄兴在剧中只是沉痛的点到即止，实际还要激烈得多，何况不止一个黄兴反对签字画押。

为什么孙文晚年会转向苏联？来自林肯的三民主义与苏联真有某种渊源默契？其实还是生搬硬套而已，因为孙文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在不同阶段有过不同的内容，原本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内容。

所以，《走向共和》只是通过孙文的跌跌撞撞演出这一条道路的艰辛和曲折，包括孙文在内，许许多多的人都经历很多的迷惘和错误，这的确是一条不断摸索出来的道路。

中国现代化的转型，用黄仁宇一类历史学者的说法，前后超过几百年的时光沉淀，另一批比较激烈的说法，也是超过100来年，没有一批批各种理想，各种碰撞的激荡，没有今天的收获，这是一段无法忘怀的历史，也能不断给后人提供前行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