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西汉外戚，汉末始握朝中大权，后于初始元年（公元8 年）夺取西汉王位，废汉立新。王莽在位期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缓和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民族政策即是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众民族之中，“百蛮之首”———匈奴是王莽民族政策的一个重点，因为当时的西域和东北各民族多受到匈奴的牵制，所以王莽在处理汉同这些民族之间的问题，就必须首先考虑单于的反应。
纵观王莽在摄政期间和废汉立新之后的汉匈关系，战争是他们的主旋律，“莽之欲攻匈奴，其意始终未变”。据史书记载，莽对匈奴的和亲只有一次：天凤元年（公元14年），“匈奴单于知死，弟咸立为单于，求和亲”。后来莽又欺诈单于，“遣使者厚赂之，诈许还其待子登，因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即执良等付使者，槛车诣长安。莽燔烧良等于城北，令吏民会观之”物，和亲之愿也就破灭了。对匈作战从根本上是为了满足王莽拓边统一，树立权威的政治愿望，但作战条件是否具备和成熟，应是莽发动战争首要考虑的问题，同时战争会给生活在下层的广大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更是作为统治者的王莽所要重点关心的。
据《汉书》匈奴传及王莽传记载，汉平帝年幼，王莽秉政，元始二年 （公元2年），王莽遣中郎将王骏等使匈奴“, 乃造设四条：中原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汉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收故宣帝所为约束函还”。通过这四条的颁布，莽打破了宣元以来汉匈之间的和亲局面，破坏汉宣元时“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的汉与匈奴的约定，干涉匈奴内部事务，挑起匈奴与长城以北各民族的矛盾，不久就发生匈奴与乌桓的激烈斗争。废汉立新后，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完成一统天下的政治抱负，实行“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的民族政策。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莽遣五威将王骏等至匈奴，易单于故印，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汉赐单于印，言‘章’不言‘玺’，又无‘汉’字，诸王以下仍有‘汉’言‘章’。今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后来，王莽进一步压抑、侮辱匈奴，更名匈奴为“降奴”，“恭奴”，单于为“服于”，“善于”，引起匈奴极大的不满。王莽还想分裂匈奴，始建国三年（公元 11 年），莽“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赉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使驿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拜助为顺单于”。
王莽的这种对匈奴族的压迫行为，必然会“激起匈奴的不满，于是单于历告左右部及诸边王入塞侵扰，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死雁门、朔方太守、都尉，虏略吏民、牲畜不可胜数，北方又重遭大害”。王莽见匈奴对抗，便采取武力镇压。始建国二年（公元 10 年），王莽“怙府库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将率，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议满三十万众，赉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大将严尤认为不可，上书切谏，王莽不听，依然大规模地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从而激化汉匈矛盾，汉匈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深。
莽在蓄意挑起与匈奴战端的同时，还利用周边的其他民族来实现汉匈的统一。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匈奴数犯边，杀吏民，驱掠畜产甚众”，后来，莽“发告句骊兵，当伐故，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大将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而“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他的这种“以夷制夷”策略不但没有达到解决汉匈统一的目的，反而引起了周边其他民族的强烈不满，从而使汉匈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那么，当时的新莽政权发动对匈战争是否恰当，作战条件是否具备呢？
在王莽之前，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匈奴进行作战，较为成功的是汉武帝，武帝时期“吾国国力方盛”，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实现华夷一统，发动对外战争，其政治，经济，军事条件都较为成熟，具备了一定的作战能力。故武帝对匈奴进行几次大的作战都取得成功了，并获得相当不错的战绩。但莽之此时非武帝之彼时，对匈战争莽会受到哪些不利因素的限制呢？
首先，汉匈之争，可以视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两个不同气质的民族交战，双方的优劣之势就会凸现出来，但富有侵略性，作战力较强的游牧民族在战争中有时会略胜一筹。当然，中原的农耕民族也有一定的作战优势，但新莽时期的劣势较为明显。
当时大将严尤就指出了王莽对匈奴作战有五难，他说：“······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米备十八角角斗斗，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齐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齐鬲甫 钢复薪炭，重不可胜，食米备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
从严尤给莽的谏书中可以看出，中原的士兵要跑到寒冷的北方作战，战线拉得太长，作战的兵力不能及时衔接上，粮草又供应不足，这些作战的基本条件不具备，势必不利于战争的进行。“盖用兵必知彼知己，敏捷以赴事机，而莽则固执成见”，不听尤的劝谏，仍继续与匈作战。
其次，我们来侧重了解一下莽的作战力。到了王莽时期，骑兵应成为战场上的主力军了，尤其对于匈奴这样擅长骑马作战的民族，为此大量优质的战马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西汉后期几代皇帝，昏庸侈靡，政治黑暗。“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这是由于一方面，统治者把大量马匹用于宫廷“乘舆服御，”对宗室贵族也赏赐无度；另一方面大量裁减边郡马苑。如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马”，平帝“罢安定呼池苑”。残存的牧场也“苑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马政残破，来源穷竭，军马数量日趋下降。王莽承此余敝，作战的军马难以征集，为此他大伤脑筋，先是大臣奏请“募吏民人马”，“又请内郡国十二买马。”不够，“令匈奴却塞于漠北，责单于马万匹”。
匈奴反叛，王莽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但都收效不大。战马供应不上，骑兵队伍则不能在战场上发挥效用，而匈奴本来就是一个在马背上成长起来的民族，他们拥有优质的战马，骑兵建设也越来越完善，作战时来去自如。另外，从王莽摄政以来，汉匈之间的战争不断，致使兵员速减。
莽之后期，天凤六年（公元19年），“匈奴寇边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豕突逐希勇，以为锐卒······又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鬲羽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坠。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理军，赐以车马，待发”。为了补充兵力，莽招募这些毫无作战能力和经验的人来对抗强悍的匈奴人，其结果可想而知。
再次，莽对匈作战时，天公又偏不作美。据气象学家竺可桢分析：“公元之初，我国天气又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了不少穷苦人民”。严寒气候的逼迫，也是匈奴不断南下入侵中原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北方寒冷的气候也不利于中原士兵的对匈作战。
除此之外，水灾，旱灾，蝗灾也频繁地侵袭中原地区，据统计：王莽时期旱灾两次 ，水灾多次，甚至在始建国三年（11年）,出现黄河决溢的情况，“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此外，“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河王莽天凤六年（19），在这段历时 67 年的时间里，共发生了 19 次震灾，灾次占该阶段年份的 28％以上”。除了这些灾害以外，还有蝗灾，风雪霜雹等灾害也频繁发生。自然灾害的威胁不能使王莽集中一定的人力与财力来发动战争。
作为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实现华夷一统是他们每个人的政治抱负，王莽也出于这种考虑，想通过战争的形式实现汉匈统一。战争的出发点总是首先从统治阶层的根本利益来考虑，他们是战争的决策者，但是作为战争参与者的心态未必与统治阶层的一致，更有那些受到战争牵连的一些无辜百姓，他们通常是战争的牺牲品。据《汉书·匈奴传》记载“: 初，北边自宣帝以来（即匈奴款塞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王莽扰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可见，王莽挑起战事后，使得“匈奴愈怒，并入北边，北边由是败坏”，给居住在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北境人民遭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过一种流离失所的生活，这种不稳定的生活把他们一步步地逼入绝境，再加上自然灾害非人为因素的威胁，人民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做起了盗贼，地皇四年 （公元21年），“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但莽殊不知，北境的破坏，流民、盗贼的大量存在给本来就不稳固的新莽政权又增添一危险因素。到了天凤五年（公元18年），“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馑相聚，起于琅邪，转抄掠，众皆万数。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他们最终举起了反叛的旗子，成为摧毁新莽政权的一股力量。
从严尤给莽的谏书中可以看书，莽与匈作战存在着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而“莽不听尤言，转兵谷如故”，大用民力，“扰民甚矣”，形成“天下骚动”的一片局势。为了征集军费，莽还“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兼帛皆输长安”，取赋于民，这给本来生活就没有多大保障的广大人民来说，又加上了一道沉重的枷锁。
天凤五年（公元18年）莽下诏曰：“详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这些官吏本来就对莽之改制存在很大的不满，现在为了与匈作战又取赋于他们，搜刮他们的钱财，这一举动与他们的根本经济利益不相容，因此这场战争就不会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得不到这些官吏们的财力相助，莽将会失去一个重要的靠山。从上所述中可以看出，莽发动对匈战争，其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都不具备，那么莽欲取胜于匈奴谈何容易？
此外，王莽篡夺汉政权后，“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对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均贫富，兴教化，改官制，修庶政，兴学术。受种种条件的约束，“莽之所怀抱者，多未能行，或行之而无其效，虽滋纷扰，究未足以召大乱，其召乱者，皆其均贫富之政，欲求利民，而转以害之之故也”。改革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给整个社会带来稳定和发展，反而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困难，究其原因，乃“举事规模过大，遂致流于奢侈而不自知”。
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时候，莽又没有审时度势，根据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状况，而轻易地发动对外战争，莽“殊不知国家若民族之争斗，关涉之方面极多，初非徒计度土地人民，较量兵甲械器，遂可判胜负之数也。一意孤行，内未安而外亦终不能攘”。到了莽末“自以法禁烦苛，吏不能治盗；莽又不能用兵；遂至星星之火，终于燎原耳”。内外夹击下，新莽政权终在风雨飘摇之中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