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建造了一处规制华丽的皇家寺庙。“止因幼托身于寺四年”，故择新址重重建，并赐名曰“大龙兴寺”，帝王的发祥之地，正是在今天的安徽省凤阳县。

历史

2007年5月，一支考古队在凤阳卞庄基建工地上发掘了一座大墓，这座大墓出土的14件铜编钟里，其中五件刻有铭文。虽早已模糊不清，但考古人员从中窥见了形似“钟离”的字样。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水经柱》记载“又东过钟离县北，《世本》曰钟离赢姓也。应劭曰，县故钟离子国也，楚灭之以为县。”

《水经注》一书中指明，淮河向东流经的县城正是钟离国，却并未在版图上勾勒出这个古国的具体所在地。

编钟上的象形文字就是“钟离”，卞庄1号墓即为钟离国君康的墓葬。一代君王的城池再现于世，钟离古城的发现确定了春秋时期在今凤阳临淮关镇附近建钟离子国并筑钟离城。

从秦汉时期设钟离县到元代归属濠州，“钟离”以地名的形式在凤阳历史上大体延续一千多年。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将家乡钟离县改为“中立县”。择天下之中而立正是从这片土地走出的帝王对故乡最真切的期盼。同年9月，朱元璋选择家乡为立业安邦之地，诏建中都。

明朝开国第一文臣宋濂曾至中都感慨其壮丽威严“皇帝既正大统，建都江表，德绥威詟哲万邦咸臣，用群臣奏临濠为龙飞之地，赐名曰凤阳。席凤凰山以为殿，斯飞鸣而朝阳。”

凤阳有着祥瑞高贵之意，朱元璋将其名赐予家乡，寓以盛世太平之意，并沿用至今。

古迹

公元1369年（明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决定以前江后淮有险可恃，有水可漕的临濠今凤阳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

《大诰三编》中写道“工作人匠，将及九万，往者为创造之初，百工技艺，尽在京城。”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中都城开始建造。朱元璋大兴土木“令天下名材至斯”。为举全国上下之劳力，朱元璋从四方迁徙鞑靼降者、平民、豪民至凤阳约二十万人，22个府70个州县烧制的城砖运至中都。

历时近六年的营建，中都城轮廓初现雄胜侈丽。明《中都志》里曾记载“规制之盛，实冠天下”。其总体面积比北京故宫还要大十二万平方米。

从现已修复好的遗址可以看出，中都城是一座规整的四方城。都城之中坐落着凤凰山。在凤凰山之阳建宫殿，筑皇城。在皇城之外筑禁垣。与郭城将凤凰山包绕在内，以此形成依山建殿、枕山筑城三重城垣的建设布局。

在这三道城垣中，设计了一条自南而北的“中轴线”贯穿全城。这条全长6.5千米多的轴线两侧对称，依次排列着象征国家威严的建筑。

以最东端鼓楼为起点，向西连接着相距3千米的钟楼构成的副轴线与中轴线在大明门前交会。

两条轴线笔直、简洁，却绝不单调。它们是中都城的脊梁，是穿行于大地的“龙”，也是维护着大明王朝的根本。

公元1375年（明洪武八年四月），中都城“以劳资故”突然罢建。今天远观历史斑驳的痕迹，沉默了六百多年的明中都用一砖一瓦、一城一门将曾经的辉煌壮丽留在后人的怀古思绪中。

治水

2004年，一篇名为《临淮关》的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期刊上。此文的作者是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她的小说让20世纪70年代凤阳鲜活的水乡小镇走进人们的视野。

临淮关地处淮河锁钥之处。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以临淮县名冠之而得名为“临淮关”。

然而，依水而兴的临淮关因地势低平，常年伴有洪涝之灾。水患也让生活在此处的人们饱受背井离乡之苦。逃水荒对于常年居住在淮河岸边的黄保维来说并不陌生。

1950年，一场历史上的特大洪水将人们的视线集中到了淮河流域。临淮水位屡次突破极限，淹没农田35万亩、12万灾民流离失所。此后数十年里，凤阳县把治理淮河和兴修水利结合起来，打响了一场治理淮河的“硬仗”。

2018年，淮干工程凤阳段整体竣工。临淮关的河面变得平静，矗立在淮河岸边的进洪闸守护着身后人们依恋的这片热土。那些经历过苦难岁月的人们在新的家园扎根生息。

远处笛声阵阵，昔日淮河岸边的安宁小镇化作今日繁华的运输港口。作家笔下的安澜福地，又重回往日风雅。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中，迎难而上的凤阳人学会了与水共生，用担当书写着治理淮河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