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帖木儿创业初期与明的藩属关系

明初，中亚正处于一个混乱和动荡的年代。察合台汗从1334年答儿麻失里死后，河中地区一片混乱。金帐汗国自札尼别死后到脱脱迷失（1357-1381年）也经历了一个激烈的纷争时期，而在伊朗地区，自1335年伊利汗不赛因死后，伊利汗国开始衰落。呼罗珊地区此时也落入赫拉特的凯尔特之手。印度德里秃忽鲁朝诸苏丹的力量尚很弱小。总之，中亚各地此时群雄争霸，各据一方。这种混乱局面为帖木儿的兴起创造可乘之机。而在东边，明朝已在长城内立足，将元末的残余势力驱逐到了塞外，国威远播漠北和西域，周边诸族纷纷请降，接受明封。

帖木儿面对这一众敌林立、群龙无首的形势，为在中亚立于不败之地，审时度事，采取了“远交近攻”的务实战略。一方面积极向周邻地区扩张，另一方面主动向明朝称臣纳贡，和明朝保持臣属关系。这一点在《明史》、《明实录》等史书中均有记载。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四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刺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有八锭。自是频岁贡马驼”〔1〕。

这一年是帖木儿首遣使与明接触，此后来华使臣不断增多。“（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贡马”〔2〕。“（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贡海东青， 赐敕赉予之”〔3〕。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兼贡绒六匹， 青梭九匹，红绿撒哈剌各二匹，及宝钱，刀剑，甲胄诸物”〔4〕。据统计， 从洪武二十年（1387年）到二十九年（1396年）短短九年中，帖木儿就先后派哈非思（1387年、1389年）、答木丁（1388年）、舍哈里（1391年）、尼咎卜丁（1392年）、迭力必失（1394年、1395年）、阿剌马丹（1396年）等为首的八次使团来明朝。

其中，1394年的迭力必失使团还奉表来明朝。“（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八月，帖木儿遣使迭力必失奉表，贡马二百。

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洪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皇帝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欢无感戴。臣无以报恩，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永永无极’”〔5〕。

由此可见， 帖木儿积极主动谋求与明朝的和睦关系，不断遣使奉表纳贡，并在所奉表中，对大明皇帝极力歌功颂德之能事，求得明皇的欢心，以维持与明朝的往来关系。

帖木儿之所以这样委曲求全，与其“远交近功”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

当时的中亚各地战乱不止，莫衷一是。为迅速夺取中亚的霸主地位，“帖木儿牢记先祖成吉思汗的教诲‘天上无双日，地上无二主’”〔6〕。

因此，帖木儿于1370－1380 年巩固河中之地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征伐活动。1380－1382年，入侵呼罗珊，攻克赫拉特。1383年，在呼罗珊和锡斯坦进行战争。

1384－1385年，在呼罗珊西部、马咱达兰和伊朗西部进行战争，攻克赖依和苏丹尼耶。

1386－1388年，在罗利斯坦、阿塞拜疆、谷儿只、安那托利亚东部以及法尔斯进行战争。

1388－1391年，对金帐汗国开战，攻克玉龙杰赤。

1392 －1394年，又进军两河流域，战领巴格达。

1395年，二次与金帐汗国开战。

1398－1399年，入侵印度北部，夺取德里而归。

帖木儿之所以在其军事征伐节节胜利的过程中，屡次派使臣出访明朝，其目的一是要保持和加强与明朝的亲善关系，稳住对方，防止因明朝与中亚邻国结盟对抗自己，使之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二是要保证中亚同中国内地之间商贸大通道的畅通，以便能源源地获得中国内地的物质财富，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

据《克拉维约东使记》载：“在（克拉维约）到达撒马儿罕之前数月，有大商队自中国境来此。商队拥有骆驼八百，载来大宗商货。及帖木儿远征归来，认为商货既系中国天子境内运来之物，遂将人货一并扣留，不放一人归去”〔7〕。

贴木儿正是处于上述考虑才心甘情愿地向明朝俯首称臣。而明朝此时国势已盛，“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8〕，愿意和帖木儿建立臣属关系，以显示皇恩浩大。因此，对帖木儿的遣使纳贡，明朝也极为重视，先后派傅安，陈德文回访撒马儿罕和哈烈。

据《明史。西域传》载：“明年（洪武二十八年，即1395年），命给事中傅安等赉玺书，币帛报之”〔9〕。

《贴木儿武功记》记载：“（洪武二十九年，即傅安使团从南京出发的第二年），贴木儿在细浑河（sihun）（锡尔河）畔乞那斯镇（chinaz）过冬时， 契丹国（指明朝）皇帝唐古斯汗（tanghuskhan）（指明太祖朱元璋）之大使数人，携带珍品多种来朝。大首领引之觐见后，使臣献呈礼物，报告通聘目的，及交呈国书”〔10〕。

明朝派傅安使臣出访后，于1397年，又派北平道按察使陈德文出使撒马儿罕，进一步加强与帖木儿的联系。《殊域周咨录》记载：“（洪武三十年，即1397年），北平道按察使陈德文出使西域，遍历诸境，采访山川风俗，作诗歌一迭进呈”〔11〕。总之，在明洪武年间，帖木儿与明朝一直保持着十分友善的臣属关系。明朝把帖木儿作为自己的藩属看待，帖木儿也视明朝为上邦，双方互派使臣，频繁往来。这种和睦相处的关系在当时对双方来说都是必要的。

二　帖木儿征服中亚与明朝关系交恶

帖木儿自1395年入侵金帐汗国到1402年的七年间，先后击败了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北印度、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帖木儿帝国。随着该帝国的日益强大，帖木儿对待明朝的态度也发生陡然骤变。

这一转变开始表现在不断扣留使臣，拒绝贡赋，视明朝为“敌寇”，继而又断绝与明朝的往来，欲摆脱与明的藩属关系。帖木儿在对外政策上，对视为敌寇的国家遵循这样的原则，“当敌国使者来朝时，我就把众多的军队展示给他们看，使之搞不清楚我们的虚实”，“并对来使说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是如何如何的强大，让使者感到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同时封锁通往敌国的所有道路。待使者归国后，即派军队攻之”〔12〕。帖木儿就是运用这种手段来对待明朝使臣的。

据《明史稿》记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帝欲通西域，命安与给事中郭骥，御史姚臣，中官刘惟，赉玺书金币，率将士千五百人以行。……撒马儿罕酋（帖木儿）骄居不顺命，……既而欲夸其国广大，遣使者……周行万里，……安等始终不屈节，竟留不遣”。〔13〕帖木儿扣留明使臣傅安等人后，随即又将滞留哈烈的明使臣陈德文等人扣留，不让其归国。不但如此，还对扣留使臣傅安等人百般刁难，当众进行人格、国格污辱，企图使其就范。

据《克拉维约东使记》载：当克拉维约等拜见帖木儿时，有一王公走向中国专使（傅安）面前，传帖木儿之旨说到：“（帖木儿）视中国专使如敌寇，为帖木儿之敌人，今日特引见西班牙使团于中国专使之前者，即以示帖木儿不悦中国之意。……今后中国无须再派人来此催索贡赋。”等等〔14〕。并所言：“帖木儿自此不复称臣纳贡于大汗（明朝皇帝），不久彼将亲见大汗，使之称臣纳贡于帖木儿也”〔15〕。

此言是何等的狂妄！但其所作所为并未使明朝使臣“屈节”。与此同时，帖木儿积极准备对明朝开战，梦想征服中国〔16〕。关于帖木儿梦想征服中国一事的原因，除中国的财富对其巨大的诱惑力外，有其深层的历史根源。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明朝，这一事件在蒙古本土和中亚地区引起了巨大震动。重建元帝国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况且帖木儿在建立帝国期间，自视为正统的“黄金家族”的后裔，在他眼里不允许非“黄金家族”的后裔据汗位。帖木儿七征东察合台汗国就扮演着这种“去异扶正”的角色，正如《拉失德史》所述：

“从异密·帖木儿时期起直到速檀·卜撒因·米儿咱的时期止，汗位始终由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汗支系的人继承，称号为汗。

不过我们从汗室的谕旨中所搜集到的材料看，他实际上是被人侠挟的人”（参见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拉失德史》第二编，第33页）。

因此，他对明朝始终耿耿于怀，伺机报复，以恢复蒙古的正统地位。

为此，他专心致力于中国风土人情、山川地理以及人口、财富等方面的研究。为获取这方面的资料，特命鞑靼人赴中国首都居住六个月，从事调查〔17〕。1402年，帖木儿击败奥斯曼土耳其以后，回师撒马儿罕，召开库里勒台大会，宣布脱离中国藩属。1404年11月，帖木儿率领大军八十万人〔18〕，从撒马儿罕起程，浩浩荡荡向东进发。正当大军抵讹答刺，前锋欲渡乌浒河之际，帖木儿病发而死，一场企图征服中国的美梦终于化为泡影。

明朝对帖木儿企图入侵中国也采取了有效的防范措施。早在洪武年代，双方关系处于正常化时期，明朝就已开始注意帖木儿在其东部边界的活动，对其防范甚严，即使商人也不例外，以防其派奸细来华搜集情报。

据《明实录洪武实录》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正月，乙亥，撒马儿罕回回舍怯儿阿里义等以马六百七十疋抵凉州互市。守将以闻，诏送舍怯儿阿里义等至京，听自市鬻”〔19〕。明朝在北伐鞑靼时兵至捕鱼儿海，也俘获数百名撒马儿罕商人。“向者，撒马儿罕商人有在漠北者，吾将征北边，执归京师。朕令居中国互市”等〔20〕。

1402年，当帖木儿宣布东征中国之后，明朝就察觉到事态的严重，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但无结果。“成祖践祚（1403年），遣官赉玺书，彩币赐其王，犹不报命”〔21〕。

1404年，当帖木儿的东征大军起程不久，明朝很快就获悉此事，即令甘肃总兵官宋晟儆备西北边防，以防不测。“（明成祖）二月庚寅，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曰：‘回回例兀言，撒马儿罕回回与别失八里沙米查干王假道率兵东向，彼未必敢肆志如此，然边备常不可怠。……宜练士马，谨斥侯，计粮诸预为之计”〔22〕。

明朝一方面保持镇静，另一方面操练军队，积极备战。后因帖木儿在途中卒殒而告终。由此观之，从1396年以后，帖木儿帝国与明朝之关系开始走下坡路。这一时期随着帖木儿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他侵略中国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他开始采取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狂妄行为，企图使明朝就范。但明朝没有示弱，结果导致了双方关系的白热化。

　　三　帖木儿后王与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1405年，帖木儿东征未果死后，他所创建的帝国随即瓦解。帖木儿帝国内部握有兵权的汗族们，为争夺汗位，彼此之间展开了殊死的战争。正如《蒙古述略》所述：“帖木儿死后，如此宏伟的大汗国，又引起了争权的风波，使国家瞬间卷入混乱之中”〔23〕。1407年，帖木儿孙哈里勒（帖木儿三子米兰沙之子）夺据大位。他上台以后，一改帖木儿对明朝的敌对局面，罢兵东进明朝，遣返帖木儿扣留的明使臣傅安等人回国。《明史》记载：“（1407年）六月，（帖木儿）孙哈里（指哈里勒）嗣，乃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还，贡方物。帝厚赉其使”〔24〕。向明朝表达和好的愿望，以此来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

1409年，帖木儿帝国内部又爆发战争，帖木儿幼子沙哈鲁借助诸宗王、异密的力量，击败了哈里勒，夺取帝国的统治权。在他取得大位后，将其领土分给自己的子侄。他的长子兀鲁伯占据河中之地，驻于撒马儿罕。次子亦不剌忻管治巴里黑等等。而沙哈鲁自己则驻于哈烈。在他统治帝国期间，对内统一领土，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对外积极改善与明朝的关系，“务求与邻国维持友好，即奉中国为上邦。所以常遣使臣入贡于明”〔25〕。

沙哈鲁

据史载：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丙午，哈烈沙哈鲁，把都儿（指沙哈鲁）遣头目迷儿即剌等贡方物，赐赉有差”〔26〕。同年，明朝派都指挥白阿儿忻台前往中亚诸国，“诸酋长咸喜，各遣使偕哈烈使臣贡狮子、西马、文豹诸物”〔27〕。

“（永乐八年）十二月，乙卯。撒马儿罕并火州等处回回火者马儿等献玉璞、硼砂”〔28〕。“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乙巳，撒马儿罕等处回回困都等来朝，贡方物”〔29〕。“永乐十三年（1415年），三月，甲寅。撒马儿罕所部失里湾回回者马力丁打剌罕等来朝贡马”〔30〕。

同年，“（撒马儿罕）遣使随李达、陈诚等入贡。暨辞归，命诚及中官鲁安偕往，赐其头目兀鲁伯等白银彩币。其国复遣使随诚入贡”〔31〕。

“永乐十六年（1418年）八月，丁酉，哈烈沙哈鲁、撒马儿罕兀鲁伯遣使臣阿儿都沙等来朝，贡名马文豹”〔32〕。

为了向明朝显示其友好的诚意，永乐十七年（1419年），帖木儿帝国向明朝派遣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使团，力求扩大和加强双方已有的和睦关系。该使团的首领为沙哈鲁的代表沙狄，火者。有沙哈鲁的代表两人，兀鲁伯（沙哈鲁之长子）的代表二人，还有亦不剌忻（次子），伯开豁儿（三子），莎儿合塔米失（四子），马哈木，尤杰（五子）的代表参加该使团。〔33〕“宣德五年（1430年），秋、冬，头目兀鲁伯米儿咱等遣使再贡”〔34〕。

“正统四年（1439年），贡良马，色玄，蹄额皆白。帝爱之，命图其像，赐名瑞，赏赉有加”〔35〕。“正统十三年（1448年），又贡方物。诏宴其使于陕西布政司，以数少故也”〔36〕。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帖木儿帝国在经哈里勒、沙哈鲁和兀鲁伯三朝的共同努力后，双方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帖木儿帝国已不再视明朝为“敌寇”，而是利用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优势，积极主动改善双方的关系，加强彼此的联系，开辟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新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407到1448年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帖木儿帝国派往明朝的使臣多达十一次，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帖木儿时代无法相比的。这说明帖木儿帝国在这一时期与明朝之间的友好关系已达到空前的程度。

明朝对双方的友好关系也积极推波助澜。明不仅为帖木儿帝国的使臣来华提供各种方便，而且频繁派使臣回访帖木儿帝国，表现出明朝的远见卓识和大国风度。

1407年，哈里勒送还明使臣傅安等人，向明朝发出和解的信号后，明朝迅速响应。

1408年，明朝派回国不久的使臣傅安二次“赉书币往哈烈，其酋沙哈鲁，把都儿遣使随安朝贡”〔37〕。

1410年，明朝又“遣指挥白阿儿忻台等往祭故王，而赐新王及部落银币”〔38〕。该使团抵达哈烈后“向沙哈鲁宣示了明朝皇帝的诏敕”。“永乐皇帝在此诏书中自视为帖木儿系的上邦君主，不惜干涉其内政”〔39〕。

可见，明朝虽积极发展与帖木儿帝国的友好关系，但始终把它作为自己的藩属看待，这在后来双方往来中时有反映。

“永乐十一年（1413年）九月，甲午，遣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指挥金哈伯护送哈烈等处使臣还”。〔40〕

“永乐十四年（1416年）六月，巳卯，哈烈、撒马儿罕、失剌思、俺都淮等处朝贡使臣还，仍遣中官鲁安、郎中陈诚等赉敕偕行，赐哈烈王沙哈鲁等及撒马儿罕头目兀鲁伯等、失剌思头目亦不剌金、俺都淮头目塞亦答，阿哈麻，答剌罕等白金纻丝罗绢布等物有差，并赐所经俺的干及亦思弗罕等处头目交绮”。〔41〕

“宣德七年（1432年），遣中官李贵等赉文绮罗锦赐其国”。〔46〕“正统十年（1445年），十月，书谕其王兀鲁伯曲烈干曰：‘王远处西陲，恪修职贡，良足嘉尚。使回，特赐王及王妻子彩币表里，示朕优待之意’。别敕赐金玉器，龙首杖，细马鞍及诸色织金文绮”〔47〕。

总之，明朝多次派傅安、阿儿忻台、李达、陈诚、鲁安、郭敬、李贵等使团频频出访撒马儿罕等地，表明明朝是积极致力于发展双方友好关系的并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这种关系的正常化。经过双方近半个世纪的共同努力，使双方的友好关系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双方的频繁交往，加深了两地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沟通，保障了中西丝道的畅通。在这种意义下，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双方历史上友好关系的鼎盛时期。

1447年，沙哈鲁死后，其后嗣们为争夺汗位，又展开了内战。兀鲁伯、阿不都，剌迪甫（兀鲁伯之子）、阿不都剌（沙哈鲁之孙、亦不剌金之子）等人相继成为这场内乱的牺牲品。1451年，帖木儿帝国的大权最后落入卜撒因（米兰沙之孙、马黑麻之子）之手。

卜撒因执政后，仍继续奉行沙哈鲁等人的对外政策，与明朝维持友好关系。《明史》记载：“景泰七年（1456年），（撒马儿罕）贡马驼、玉石”〔48〕。卜撒因之后，帖木儿帝国江河日下，所辖领地，由于外族入侵，也在不断缩小。

在此情况下，帖木儿帝国的后王们仍始终没有中断与明朝的关系。据《明史》载：“成化中（1473年左右），其（撒马儿罕）锁鲁檀阿黑麻三人贡”〔49〕。“成化十九年（1483年），偕亦思弗罕酋长贡二狮。至肃州，其使者奏请大臣往迎”〔50〕。

十五世纪后，随着海上丝道的开通，帖木儿帝国使臣遂经海道入贡。

“弘治二年（1489年），其使由满剌加至广东，贡狮子、鹦鹉诸物”〔51〕。但仍有使者经西域入贡的。“明年（1490年）又偕土鲁番贡狮子，及哈剌虎剌诸兽”〔52〕。“后至十六年（1503年）始来贡”〔53〕。

“嘉靖十二年（1519年），偕天方、土鲁番入贡”〔57〕。“嘉靖十五年（1522年），入贡，复入故”〔58〕。

而明朝方面，由于自身面临北方瓦剌的压力，迫使其把主力用来对付瓦剌，再无力顾及西域和中亚。而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已开通，陆路丝绸之路隧被废驰，中亚对明朝的吸引力也随着中西方“大陆桥”地位的丧失而日益减弱。因此，明朝不愿过多参与中亚和西域的事务，遂减少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使臣。

据粗略统计，在帖木儿帝国后期（从1447年沙哈鲁死至1530年巴布儿死于德里）的八十多年里，明朝仅派出两次使团前往撒马儿罕，且人数和规模远不及前代。他们是“天顺元年（1457年），命都指挥马云等使西域，敕奖其锁鲁檀母撒，赐彩币。令朝使往还”〔59〕。“天顺七年（1464年），复命指挥詹升等使其国”〔60〕。尽管如此，双方的友好关系还是一直维系到帝国灭亡。

　　四　小结

纵观全文，帖木儿帝国与明朝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在帖木儿初创帝国时期，帖木儿主动向明朝称臣纳贡，双方保持着和睦的藩属关系。

帖木儿统一帝国后，双方关系交恶，帖木儿扣留使臣，进兵中国，明朝也积极备战，毫不示弱。

随着帖木儿死后，双方关系又经历了一个恢复、发展和持续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历经坎坷，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为明代中国与周边地区关系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1〕《明史·西域传》卷332。〔2〕《明实录卷234洪武实录》。〔3〕《明实录卷234洪武实录》。〔4〕《明史·西域传》卷332。〔5〕《明史·西域传》卷332。〔6〕波·少布和何日莫奇译注《蒙古述略》，第63页，64页，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版。

〔7〕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59页，1957年商务重印第一版。〔8〕《明史·西域传》卷332。〔9〕《明史·西域传》卷332。〔10〕参见舍利甫丁《帖木儿武功记》第126页。〔11〕（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五撒马儿罕条。

〔12〕Politioal and military institute of Tamerlane, p25　and p41, printed in India, 1972.〔13〕《明史稿列传二十三傅安传》。这一史实在《明史·西域传》卷332也有记载：“初，安至其国，被留。朝贡亦绝。 寻命人导安遍历诸国数万里，以夸其国广大”。〔14〕杨北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59页，1957年商务重印第一版。

〔15〕《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卷二，第140节。

〔17〕杨北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59页，1957年商务重印第 一版。〔18〕此处的数字引自《帖木儿武功记》，目前为史学界大多数人所接受。另，布哇的《帖木儿帝国》中所记的数字为四十多万人，其中“步兵二十万，骑兵之数过之。”《蒙古述略》中所记的数字为二十万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卷二140节中， 德人约翰·西脱白格在其游记中所记的数字为一百八十万人，后三者所记均属传闻，故不可取。

〔19〕《明实录卷一百九十九洪武实录》。〔20〕《明实录洪武实录》卷249。〔21〕《明史卷三三二列传哈烈条》。〔22〕《明实录永乐卷五十》。〔23〕波·少布和何日莫厅译注《蒙古述略》，第63页，64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5月版。

〔24〕《明史·西域传》卷332。〔25〕冯承钧译布哇《帖木儿帝国》第111页，78页。〔26〕《明实录永乐实录》卷68。〔27〕《明史》第8610页。〔28〕《明实录永乐实录》卷73。〔29〕《明实录永乐实录》卷77。〔30〕《明实录永乐实录》卷96。〔31〕《明史·西域传》卷332。〔32〕《明实录永乐实乐》卷111。〔33〕参见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34〕《明史·西域传》卷332。〔35〕《明史·西域传》卷332。〔36〕（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五撒马儿罕条。〔37〕《明史·西域传》卷332。〔38〕《明史·西域传》卷332。〔39〕冯承钧译布哇《帖木儿帝国》第78页。

〔40〕《明实录永乐实录》卷89。〔41〕《明实录永乐实乐》卷111。〔42〕《明实录永乐实乐》卷111。〔43〕冯承钧译布哇《帖木儿帝国》第78－79页。〔44〕冯承钧译布哇《帖木儿帝国》第78－79页。〔45〕《明史·西域传》卷332。〔46〕《明史·西域传》卷332。〔47〕《明史·西域传》卷332。〔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明史·西域传》卷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