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自序》是鲁迅先生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而写的一篇序言，这部小说集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一开始就提到：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揭示出鲁迅《呐喊》的由来。

在文中，鲁迅谈到他弃医从文的经过和目的。他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

到仙台的第二年，有一次课堂上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鲁迅看到一位据说是当了俄军奸细的国人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观的“强壮的体格”的国人竟然表情麻木，无动于衷，甚至把这当作“盛举”来“赏鉴”。这件事对鲁迅的触动非常大，深受刺激，以至于让他弃医从文。

“从那一回以后，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1906年鲁迅终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

那么，如何唤醒民众呢。那就是呐喊。至于“呐喊”二字除了有为勇猛的革命前驱助威而呼喊之意外，再就是为了唤醒精神麻木的人们。而揭露在愚民政策钳制下国民精神的弱点则成为鲁迅工作的重心。这无不体现在《呐喊》所收录的几部作品中。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

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而最深刻的就是铁屋子和囚徒。

在鲁迅看来，这铁屋子里只有两类人，一个是“清醒的几个人”，另一个是“熟睡的人们”，前者看清了社会，看清了专制统治的本质，但他们很孤独、无人理解，也无法得到呼应。而后者愚昧、盲从权威，麻木不仁、冷漠无情，奴性意识十足，他们就是要浑浑噩噩活着，活着就好，活着就行，所以他们宁愿昏睡，永远不要醒来。

“假如是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实际上是鲁迅内心对写作的某种质疑，写作真的有用吗？真的能改变社会吗？真的能唤醒民众吗？他觉得改变太困难了。因为长期的专制统治早已让民众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意识根深蒂固，一场大革命根本无法改变。

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统治者通常闭关锁国，构建一个封闭式的空间结构，如同铁屋子一般。而在这个铁屋子里，统治者对内进行专制统治。具体而言权力高度垄断于君主，权力又垄断所有社会资源。

君主拥有超越一切法律和制度的权力，且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君主通过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官吏的方式来完成权力的行使。这些官吏们的权力来源于君主、上级而不是人民，所以他们只对上负责，不需要对人民负责。在他们眼里，上级就是主子，下级就是奴才，鲁迅笔下的主奴结构形成。

主奴结构意味着整个社会完全就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君主高高在上，接下来是代表君主行使权力的官吏们，而被踩在脚下，供统治者驱使的就是如同牛马一般的底层民众，在统治者眼里，都是奴隶。而得到授权行使不受限制、制约、约束权力的官吏们滥用权力、腐败，对民众进行残酷的奴役，敲骨吸髓的压榨，表现出了一种冷酷的血腥气、不把人当人看的奴隶意识。

也就是说，专制统治者构建一个封闭式的铁屋子，将所有民众囚于铁屋子中，进行专制统治，这种统治就是奴役、压迫和剥削。

高压的统治使得民众日渐麻木不仁、充当看客，专制统治者维系统治的重要方式就是暴政、暴力，通过暴力工具和国家机器对民众进行奴役、高压，甚至直接暴力对待，给民众以震慑和恐惧感，根本越雷池半步，生怕牵连自己，所以只能充当看客。

经济的剥削、敲骨吸髓的压榨使得民众永远生活在贫穷之中。专制社会中一切资源由权力分配，谁拥有权力，谁就能支配资源。对于底层民众而言，他们远离权力中心，根本得不到什么资源，为了有限的资源只能麻木不仁。而侥幸能接近权力的，因为尝到了权力的好处，享受到特权的好处，能够获得比其他人多的资源，他们更不愿意失去这特权，自然维护这统治。

文化思想的管控、精神的奴役让民众只能坐井观天，永远觉得自己生活在最幸福的国度，充满优越感。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呐喊·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