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考古人员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和北杜街道发掘了战国、两汉、西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明、清古墓葬3648座，出土文物16000余件（组），墓葬时代延续长达2200余年。发掘地点位于汉、唐长安城北的“洪渎原”墓地，是这个时期除陪葬帝陵外等级最高的墓地，埋葬的墓主多数系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此次发掘所获丰富的资料，加之七十年以来洪渎原墓葬的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成果，其蕴含的巨大信息量足以续写半部北朝隋唐史。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处东汉家族墓地出土的2尊佛像，系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对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及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新闻发布会现场 郑重 摄

洪渎原墓葬成任墓地M3001唐代大墓发掘现场

| 发现77座北朝隋唐墓园 |

“咸阳洪渎原北朝隋唐墓葬中以墓园最具特色，目前已发现北朝隋唐墓园77座，其中有纪年的23座，显示出围沟兆域和家族墓园在隋唐时期高等级墓葬中的重要地位。”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李明介绍，这些以围沟兆域为特征的墓园规划整齐、互不影响，由单人墓葬、夫妇合葬或夫妇同茔异穴合葬发展为子祔父葬，直至孙辈归葬祖茔，墓地使用时间甚至跨越历史朝代而延续数百年。这种丧葬礼制上的延续和变化，体现了古人在地下世界凝聚家族合力从而延续至现实世界的期许，是中古门阀观念的物化体现，同时也是奉亲尽孝、乡土思想、法律制度等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延续。

洪渎原墓葬上召窑墓地战国秦墓

洪渎原墓葬瓦刘墓地东汉家族墓

洪渎原墓葬布里墓地西晋家族墓

洪渎原墓葬西蒋墓地十六国至北朝墓群

西蒋墓地M4070墓道北壁土雕人像

| 墓葬等级高 墓主身世显赫 |

宇文韪、梁㙜、杨盛、独孤客师、窦沔.....在北朝隋唐时期，他们不是皇亲国戚，就是达官显贵。

北周宇文韪墓墓室清理后

北周宇文韪墓是一座4天井前后室土洞墓，居于墓园南部正中。宇文韪本姓周，西魏尚书右仆射、司空周惠达之子，北周开府仪同大将军、文安县公。

梁㙜墓清理后

梁㙜墓志盖

梁㙜墓系4天井单室土洞墓，带有封土。梁㙜是北周敷州刺史、中部郡开国公，葬于隋开皇二年（582年），随葬北周器物。他的墓志盖上罗列了他的11个儿子和16个孙子的名字和官职。杨盛是北魏司空、襄城贞襄公杨腾元子，西魏文帝元宝炬的表弟，在北周任开府、龙州刺史、襄城县公。杨盛夫人李氏是隋德广郡公李和之女，开皇十五年（595）十月合葬于泾阳县奉贤乡洪渎川。

唐独孤客师墓园

唐独孤客师墓系5天井土洞墓。独孤客师是独孤罗之孙，唐任右卫翊二府中郎将。他的曾祖独孤信、祖父独孤罗、祖母贺若突厥皆葬于洪渎原，墓葬都已发掘。窦沔是豳国公窦孝谌之孙、毕国公窦希瓘之子、唐玄宗表弟。窦沔之子窦克良尚唐代宗女寿昌公主，寿昌公主生母寿昌太仪王氏墓亦在窦沔墓附近。这种互有亲属关系、归葬祖茔且数代人物墓葬皆已发掘的例子在洪渎原不胜枚举。

| 马政官员墓发现罕见唐代壁画 |

墓园内外有多座家族成员墓葬，且类型丰富，是此次发掘所获的全新发现。

唐康善达墓园

唐康善达墓是一座带封土的5天井砖室壁画墓，位于“凸”字形围沟兆域正中。与康善达墓并列的一座5天井单室土洞墓，形制规格小于前者，时代晚约20年，推测为夫妇异穴合葬。康善达墓中出土的壁画胡人驯马图和胡人牵驼图最为生动。胡人深目高鼻，身体后倾，左手牵缰，右手挥鞭，正在驯服一匹低头挣扎的白马。出行队伍内可见华盖、诞马及持弓箭的侍从，队伍下方有数条灵蹄猎犬，或趴卧、或昂首张望、或奔跑。

胡人驯马图

唐康善达墓第四天井西壁壁画

康善达任咸阳监，家住原州（今宁夏固原），是初唐时代的马政官员（为朝廷养马的官员）。据墓志记载，康父亦任牧监，家资饶富，“谷量牛马，山藏丹宝”，很可能是原州（今宁夏固原）粟特人。墓道壁画所绘的驯马、牵驼者皆为胡人形象，或许与墓主人的族属和生前生活经历有关。

| 骠骑大将军“前后佂战廿八阵” |

北周若口引德墓系2天井单室土洞墓。

北周若口引德墓园

若口引德原姓寇，在西魏、北周两朝“前后佂战廿八阵”，任北周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大都督、灵州刺史，封博昌县侯。

墓主张虔威是唐高祖李渊的亲信

唐张虔威墓家族墓园居中的是并列的2座5天井土洞墓，共用一座封土。从墓志内容来看，张虔威从武德二年起一直担任中央宿卫军府长官右武候将军，可见是唐高祖李渊的亲信。

唐张虔威家族墓园

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前一年，身为高祖亲信且系太子一党的张虔威，在担任中央禁军长官的同时兼任中央财政长官太府卿，或可显示出武德末年的唐代中央剑拔弩张的政治形势。墓园内的另3座偏北分布的墓葬系盛唐时代，墓主应系张虔威子孙辈人物。

出土大唐皇宫的门禁“铜鱼符”

杨全节是武皇后的外表兄，任太子左内率，很可能是武皇后监视太子李弘的眼线。他的两个孙女，一个嫁给唐玄宗李隆基，生了唐肃宗，被追封为元献皇后；一个嫁给唐中宗的太子李重俊，是为节愍太子妃，可见杨氏家族在唐高宗和武周朝的外戚地位。杨氏家族从北周傥城公杨绍起就葬于洪渎原，隋唐以后子孙祔葬，各自规划墓园，形成了庞大的洪渎原杨氏家族墓地，延续数百年。

唐杨全节家族墓园

出土的系列墓志皆言归葬先人旧茔，且世代赠官，显示了杨氏家族数百年持续维护家族凝聚力和政治地位的努力。

唐杨全节墓出土的左内率铜鱼符

杨全节墓出土的左内率铜鱼符，是他当年出入皇宫的门禁凭证，十分罕见。按照唐代制度，不刻姓名的鱼符离任需要上交，杨全节墓随葬实用鱼符可能与武则天的特殊恩宠有关。

唐玄宗孙女下嫁户曹参军 命运多舛

还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特例——唐东阳郡主墓与其夫王千龄墓分别位于墓园内外。东阳郡主是唐玄宗废太子李瑛之女，8岁丧父，33岁才被唐代宗封为郡主，下嫁京兆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的州县属官）王千龄。

唐东阳郡主墓园与王千龄墓

东阳郡主的墓园规模低于她从一品命妇的身份，只相当于四至五品官员的级别，且墓葬位置明显偏西，预留的空位很大概率是留给王千龄的（两人育有一子）。王千龄的葬礼系后妻弘农县君杨氏所安排，她可能不希望王千龄与东阳郡主合葬，所以将王千龄墓安置在郡主墓园外以东约60米，以便自己将来与丈夫合葬，但最终未能如愿。这处墓园生动地反映了唐代妇女的个人命运和家庭地位意识。

信息量巨大 足以续写半部北朝隋唐史

中国考古史上从未有过在同一墓地发掘墓葬数量如此之大、等级如此之高、延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先例，今后恐怕也很难突破。如果将洪渎原墓葬整体纳入两千二百年的历史时期古代墓葬发展体系，那么它实际上一直是一处“集中公墓”，它集中的是秦咸阳城、西汉至北周长安城、隋唐长安城、宋代以后的咸阳城及其周边县城居民的墓葬。由于地处京畿，墓主身份普遍较高，代表性强，所以洪渎原墓葬是研究中古时代墓葬制度的极佳标本，对于构建中国古代墓葬的考古学体系框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另外，此次发掘所获丰富的资料，加之七十年以来洪渎原墓葬的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成果，其蕴含的巨大信息量足以续写半部北朝隋唐史，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将极大地有助于阐发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和时代价值。

洪渎原墓葬上召窑墓地战国秦墓出土陶茧形壶

洪渎原墓葬瓦刘墓地M2057东汉墓出土的朱书陶瓶

洪渎原墓葬布里墓地M49西晋墓出土的青瓷狮形器

洪渎原墓葬西蒋墓地M4047十六国墓出土的侍女俑

洪渎原墓葬岳家墓地唐景龙元年长孙八娘墓出土三彩碗

洪渎原墓葬布里墓地唐王重瞻墓出土彩绘陶仕女俑

洪渎原墓葬成任墓地M3451唐墓出土的花鸟镜

洪渎原墓葬西蒋墓地M4002唐墓出土的胡人乐俑

洪渎原墓葬岳家墓地M7124唐墓出土的官字款白瓷渣斗

发现迄今中国最早金铜佛像

今年5月，考古人员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发掘了一处东汉家族墓地，墓地的主人应为东汉的中级官员或地主，具有一定的家族势力或经济实力。值得一提的是，该墓地出土的2尊佛像，系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对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及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金铜铜释迦牟尼立像 郑重 摄

成任墓地M3015出土的金铜铜释迦牟尼立像

金铜五尊佛像 郑重 摄

成任墓地M3015出土的金铜五尊佛像

“这处家族墓地中的6座墓葬形制规模相近，坐西向东，南北并列分布，间距15米至20米，均为斜坡墓道洞室墓。”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李明介绍，2尊金铜佛像出土于编号M3015的墓葬，一件为释迦牟尼立像，通高10.5厘米，小肉髻，顶部较平，身穿通肩袈裟，衣纹从左肩向右肩呈放射状分布，衣纹波谷在右胸和右臂之间，左手屈肘上举，持袈裟一角，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另一件为铜五尊佛像，呈片状，通高15.8厘米、宽6.4厘米，正面浮雕坐佛五尊，小肉髻，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双手作禅定印，屈肘部分可见圆土棱状衣纹，身后有桃形首光与背光。佛像的肉髻、面相、着衣方式、衣纹等都具有典型的犍陀罗造像风格。材质分析的初步结果显示，2尊佛像均为铜锡铅合金，制作工艺为范铸。

M3015部分随葬器物

“这批东汉墓的随葬器物以陶器和釉陶器为主，另有少量铜器、铅马具等。陶器有罐、壶、瓶，案、盘、耳杯、勺，井、仓、灶等；陶动物有鸡、鸭、狗、猪；铜器主要是铜钱、铜镜、弩机、削等。”李明说，编号M3019的墓葬出土一件朱书陶罐，铭文纪年为“延熹元年十一月廿四日”（158年），可以作为这处家族墓地下葬时间的标尺。墓地的主人应系邻近东汉安陵县或长安县的中级官员或地主，具有一定的家族势力或经济实力。延熹元年上距佛教传入中国还不足一百年，之前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已出现佛教形象元素，但均是依附于摇钱树、魂瓶、建筑等的装饰图案和部件，而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到十六国时期才出现。经专家研判认定，该处东汉家族墓地出土的2尊佛像，系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根据佛像的造型特征、制作工艺分析和金属成分检测的初步结果，可以认定系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的金铜佛像，对佛教文化的传入及中国化具有重要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