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是吴敬梓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是一部誉满文坛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世情，尽讽其伪。

吴敬梓以描写封建社会里“读书人”或“士人”这一群体，用他们的故事来批判科举制度的腐朽，通过对封建专制社会中科举制的批判来完成对君主专制社会的批判，揭露出了专制社会的腐朽和衰败。

在《范进中举》这个故事中，说的是范进“实年五十四岁”，“二十岁应考”，“考过二十余次”，还是一位老童生。但他却一直不死心，一心专注于科举考试，对于家庭生活的艰辛完全没有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改变的意思。当范进因要去乡试向岳父胡屠夫借盘缠时，胡屠夫给了他一顿痛骂。

“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经……”

不过范进中举后，报录人接踵而至，挤满了范家，胡屠户对范进态度也是惊天逆转。胡屠户不但对他改了称呼，言语动作也全然不同，在范进眼前献殷勤，还“老爷”“贤婿老爷”叫得无比亲热和敬畏。

“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

而范进本人却是中举前懦弱，中举时疯癫，中举后道貌岸然，那么，导致范进如此的原因是什么无非是科举制度，但科举制度的根源在哪？专制和权力的垄断。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是专制社会的顶峰的时候，当时社会权力高度垄断于君主，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君主一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所有大权于一身，“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收天下之权归于一人”。

君主掌握全天下臣民的生杀大权和一切资源、财富。整个国家，没有任何社会或中间力量能制衡君主的权力，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权大于法，君主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

专制社会中，君主是一切权力的源头，并且通过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方式完成权力的行使和权力链条的确定。君主任命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令他们秉承君主的旨意办理政事、统治人民。这就使得官吏的权力来源于君主，来源于上级，而不是人民。

其次，专制社会中，权力主导了资源的分配，权力主导社会分配，权力主导财富分配。也就是说，权力垄断了一切。既然权力垄断了一切，要想获得资源、财富那必须接近权力。如何才能接近权力呢？那就是当官。官员拥有权力，如何才能当官，一则世袭，二则考科举。这就是为什么专制社会中这么重视科举了。

如果不能世袭，就只能考科举。只有考上科举才能被举荐成为官吏，才能拥有权力。拥有权力才能接近权力，接近权力才能参与资源、财富的分配。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

当然，权力是大小的，权力大小取决于官职的大小。官越大，越接近权力中心，也就越有权力。越有权力，等级越高，享有的特权就越多，调用的资源、分配的财富就越多。

如何才能升职，这就取决于上级。因为官吏的任命是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所以下级官吏的任命和升迁取决于上级。只有把上级伺候好了才能获得青睐，才能获得提拔。这就是为什么官吏在上级面前总是奴性十足、溜须拍马、大肆吹捧的原因所在。因为下级官吏的任命和升迁在于上级，而不是人民了。

既然权力来源不是人民，人民自然无权监督，也无权过问，官吏对人民自然是敲骨吸髓的压榨、榨取，压迫、剥削和奴役，社会治理也是任性、武断、野蛮和暴力。一切以上级命令行事，任何决定的出台都无须过问民众，民众只需要遵守就可以了，只需要顺从、服从就行了。

而官吏们，尤其是底层官吏，他们必然会放大手中的绝对权力牟利，将自己的一丝权力发挥到极致，利用自己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做任何事情，对民众进行剥削、压迫和奴役。

与此同时，当权力主导了一切后，整个社会自然唯权力马首是瞻，都想千方百计的接近权力，也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而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任命官吏行使权力，官吏获得了权力行使权，社会自然唯官吏马首是瞻了。这就是官本位的原因所在。这也是范进中举前后遭遇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无论范进中不中举，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范进依然是胡屠户的女婿，胡屠户依然是范进的丈人。但中举后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中举前对范进的称呼是现世宝、穷鬼，中举后对范进的称呼是老爷、文曲星、贤婿老爷；中举前对范进说话的态度是训斥、狗血喷头，中举后对范进说话的态度是奉承、讨好、千恩万谢；中举前对范进相貌的评价是尖嘴猴腮，中举后对范进相貌的评价是品貌好、体面的相貌。

吴敬梓通过范进中举前后的遭遇揭示出科举制的荒诞、虚伪和官本位，这种荒诞和可笑无非是专制社会中权力垄断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