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毛岸青逝世前留下遗言：我不去韶山，把我和母亲葬在一起

2007年3月，一位伟人之子在北京悄然离世。他的最后遗愿，不是要求安葬在父亲的故乡韶山，而是选择长眠于母亲杨开慧的身边。这位低调的伟人之子就是毛岸青，毛泽东主席与杨开慧的次子。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妻子邵华说：＂把我和母亲葬在一起。＂这句朴实的话语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人生故事？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些尘封在历史深处的往事，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一、坎坷童年：母亲的牺牲与离散

1923年深秋，湖南长沙东乡板仓迎来了这个特殊的生命。毛岸青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时期。他的父亲毛泽东正带领着革命队伍在外奔波，母亲杨开慧则扛起了抚养三个孩子的重担。

在板仓的日子里，杨开慧不仅要照顾年幼的毛岸青和他的兄弟，还要积极参与地下革命工作。每当夜幕降临，她常常要在油灯下处理党的文件，同时照看熟睡的孩子们。当时的板仓，成了革命者联络的一个重要据点。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在板仓艰难度日，但她仍坚持进行地下工作。为了掩护革命同志，她将自家的房屋作为秘密联络点，常常在深夜接待过往的同志。年幼的毛岸青虽然不懂得这些，但他已经开始习惯深夜的敲门声和匆匆离去的脚步声。

1928年，形势愈发严峻。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杨开慧不得不带着孩子们经常转移。他们有时藏身于亲戚家中，有时躲在乡间农舍里。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给年仅五岁的毛岸青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白天，他们要保持绝对的安静；夜晚，他们常常要在月光下悄悄转移。

1930年10月的一个夜晚，噩耗传来。杨开慧在长沙被捕入狱。当时长沙的反动当局正在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杨开慧成为他们重点追捕的对象。敌人用尽各种手段逼迫她登报与毛泽东划清界限，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同年11月14日，年仅29岁的杨开慧在长沙就义。

杨开慧被捕时，大儿子毛岸英也一同被抓。幸运的是，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毛岸英后来获释。但这次变故，却让三兄弟从此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小的弟弟毛岸龙在混乱中失散，此后再也没有任何音信。毛岸青和毛岸英暂时被安置在外婆家，但很快，更大的变故又将两兄弟推向了命运的漩涡。

在母亲牺牲后的日子里，年仅七岁的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相依为命。他们住在外婆家，生活十分艰难。没有了母亲的呵护，没有了温暖的家，曾经熟悉的板仓，此时却充满了危机与恐惧。每当夜深人静时，两兄弟常常相互依偎，想念着永远离去的母亲。

二、流亡岁月：从上海到莫斯科

1931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毛岸青和毛岸英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这次转移是在杨开慧的嫂子李崇德的护送下进行的。当时的上海，虽然租界林立，局势复杂，但却是地下党重要的活动基地。

上海的第一站是大同幼稚园。这所由董健吾创办的幼稚园，表面上是一所普通的教育机构，实际上却是中共地下组织掩护革命者子女的重要场所。在这里，毛岸青遇到了许多与他境遇相似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都在为革命奔波，而子女则在这里получ得到临时的庇护。

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叛变，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为了保护这些革命者的子女，董健吾不得不将孩子们分散安置。当时的董健吾身份特殊，他表面上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实际上却是中央特科的重要成员。正是这层身份，使他能够为毛岸青兄弟提供庇护。

在董健吾家中的日子并不轻松。由于党组织与兄弟俩暂时失去了联系，生活费无法按时送达。为了维持基本生活，毛岸青和哥哥不得不在街头卖报。上海的街头并不总是安全的，他们经常遭到巡捕的驱赶和殴打。在一次被追打的过程中，毛岸青不慎摔伤，由于无力就医，这个伤痛成为了他终身的疾患。

1932年的上海，局势愈发紧张。日军的炮火已经打到了闸北，租界内的特务活动也日益频繁。董健吾意识到，继续留在上海对两个孩子来说十分危险。通过多方联络，他终于联系上了在苏区的党中央。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一个将毛岸青兄弟送往苏联的计划开始实施。

1932年末，一支商船驶离上海港。船上除了毛岸青兄弟，还有其他几位革命者的子女。这条航线经过日本、符拉迪沃斯托克，最终到达莫斯科。途中，他们必须隐藏真实身份，扮作普通的中国学生。在日本停靠期间，他们甚至不能离开船舱，以免暴露行踪。

这段漫长的海上旅程持续了近两个月。当商船最终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时，苏联的同志已经在港口等候。随后，他们又搭乘西伯利亚铁路，穿越茫茫雪原，终于在1933年初到达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等待他们的是全新的生活。苏联方面为这些中国革命者的子女安排了专门的学校和住所。虽然远离祖国，但这里至少给了他们安身立命之所。毛岸青和哥哥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开始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求学岁月。

三、知识青年：莫斯科求学岁月

1933年春，莫斯科东方文化大学迎来了这位特殊的中国学生。在这所专门培养来自东方国家革命后备力量的学府里，毛岸青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与其他留学生不同，他选择了文学作为主修专业，这个选择为他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础。

东方文化大学为这些来自革命家庭的学生提供了完善的教育体系。除了必修的俄语课程，学校还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文学、苏联文学等课程。毛岸青在这里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俄语，还接触到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等俄罗斯文学巨匠的作品，成为了他课余阅读的重点。

193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毛岸青的学习轨迹。当时，苏联作家协会正在筹办一次东方文学交流会，需要一位精通中俄双语的翻译。学校推荐了毛岸青参与这项工作。在交流会上，他出色的翻译能力引起了与会作家的注意。其中包括著名的苏联作家爱伦堡，这位作家后来成为了他重要的文学导师之一。

通过这次机会，毛岸青开始接触苏联文学界的重要人物。他经常被邀请参加文学沙龙，在那里结识了许多苏联知名作家和翻译家。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文学见识，也为他日后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夏天，莫斯科出版社提出邀请毛岸青参与翻译工作。他的第一个翻译项目是一部介绍中国革命的纪实文学作品。这项工作让他首次尝试了文学翻译的艰辛，也让他认识到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在莫斯科求学期间，毛岸青还加入了一个由留苏学生组成的文学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定期举行读书会，讨论中苏文学作品，探讨翻译技巧。通过这个平台，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文学素养，还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草婴和李相崇。

1937年底，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毛岸青的学习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学校增加了新闻写作和政治理论课程，要求学生们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时事动态。他开始为苏联的一些报刊撰写有关中国抗战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的苏联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

1938年初，东方文化大学组织了一次专门的翻译培训班。毛岸青被选入这个培训班，系统地学习了文学翻译理论和实践技巧。在培训期间，他翻译了几篇俄罗斯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后来被收入了苏联出版的《中国革命文学选集》。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年，毛岸青开始着手翻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描写苏联工业化建设的作品，虽然翻译工作并未完成，但这次尝试为他日后的翻译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段求学经历将为他未来在新中国的文化工作铺就道路。

四、回国奋斗：投身新中国文化事业

1949年12月，经过漫长的等待，毛岸青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当时的北京正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百废待兴的新政权急需各类人才。带着在苏联积累的翻译经验和文学素养，毛岸青来到了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局。

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期间，毛岸青主要负责中苏文化交流相关的翻译工作。1950年初，他参与了第一个重要项目：翻译苏联专家来华考察报告。这份工作让他直接参与到新中国工业建设的进程中。在翻译过程中，他不仅要准确传达技术内容，还要处理大量专业术语，这对他的翻译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951年，一个重要的机遇出现在毛岸青面前。当时，中国正在筹建外文出版社，需要一批精通外语的编辑和翻译。凭借多年的翻译经验，他被调入外文出版社，负责俄文版图书的编审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参与了多部重要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俄译本和苏联文学作品的中译本。

1953年春天，毛岸青接到一项特殊任务：担任中国作家代表团访苏的翻译。这次访问让他有机会重返阔别多年的莫斯科，也让他见证了中苏文化交流的重要时刻。在访问期间，他不仅要负责日常翻译工作，还要协助安排中苏作家之间的交流活动。这次经历让他建立了广泛的文化联系，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4年，毛岸青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开始组织各类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1956年举办的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工作。这次会议是新中国首次主办的大型国际文化活动，毛岸青作为组委会成员，参与了从前期筹备到会议举办的全过程。

1957年，毛岸青开始了他最重要的翻译项目之一：翻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部作品的翻译工作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其间他多次与苏联方面沟通，确保翻译的准确性。这个译本后来成为中国读者了解苏联文学的重要窗口。

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变化，但毛岸青仍然坚持在文化交流岗位上工作。他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整理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同时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在这期间，他还参与创办了《世界文学》杂志，为中国读者介绍世界文学名著。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毛岸青一直在中国作协工作。这十七年间，他始终保持着低调的工作作风，专注于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他不仅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翻译人才，为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晚年岁月：坚守与传承

1976年，在经历了＂文革＂十年动荡后，毛岸青重返工作岗位。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顾问。虽然已年过花甲，但他仍然保持着每天工作的习惯，继续为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事业贡献力量。

1977年春，毛岸青开始着手整理早年的翻译作品。其中，他特别关注《静静的顿河》的修订工作。这部作品的中译本在＂文革＂期间曾遭到批判，现在他要重新审视译文，纠正其中因政治因素而产生的偏差。这项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年，最终修订版在1978年出版，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好评。

1979年，中国作协恢复了与国际文学界的联系。毛岸青作为资深翻译家，参与了多个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他主持编译了一套《俄苏文学研究资料》，为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他还担任《世界文学》杂志的编委，负责俄罗斯文学板块的选材和把关工作。

1980年代初，毛岸青开始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的翻译人才。他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设了俄语文学翻译课程，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翻译经验传授给学生。在课堂上，他经常用自己翻译过的作品作为教材，详细讲解翻译技巧和文学鉴赏方法。

1982年，毛岸青参与创立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作为第一届理事会成员，他积极推动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他的建议下，协会设立了专门的翻译研究基金，资助年轻译者从事重要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1985年，毛岸青开始编写自己的翻译笔记。这些笔记记录了他对文学翻译的思考和经验，涉及翻译方法、文学鉴赏、文化差异等多个方面。虽然这些笔记最终未能成书，但其中的部分内容被整理成文，发表在专业期刊上，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资料。

1987年，已经年过古稀的毛岸青仍然坚持参加中苏文化交流活动。这一年，他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文学翻译研讨会。在会上，他发表了关于中俄文学翻译史的演讲，回顾了自己亲历的中苏文化交流历程。

1989年，毛岸青完成了最后一个翻译项目：普希金诗歌选集的重译工作。这是他为纪念普希金诞辰190周年而特意承担的工作。这个译本集中体现了他多年来对俄罗斯诗歌的深入研究和理解。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毛岸青仍然保持着对文学翻译的热忱。他经常在家中接待年轻的翻译工作者，解答他们在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他的书房里始终摆放着俄文原著和各种工具书，桌上永远放着未完成的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