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凯末尔政府签订《洛桑条约》，彻底终结了奥斯曼这一历经六百年风霜的帝国。

然而，正如每一个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疆域面积辽阔的帝国一样，奥斯曼的崩溃时至今日仍旧影响着这片“真主赐予的土地”。

15世纪 奥斯曼帝国扩张时期版图

21世纪以来，中东因战乱频发被冠以“火药桶”的称号。人们普遍将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归结为巨大石油储量带来的影响力，以及欧美国家对这一地区局势的长期介入。这些原因诚然是关键的，但是究其根本，这里冲突和混乱的源起还应当归于其“旧主人”奥斯曼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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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中东，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一直以来被视为“穆斯林世界的中心”看待，旧日的阿拉伯帝国也定都于此。

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随着巴格达的哈里发式微，中亚、北非各地的分离主义势力抬头，并最终分裂了阿拉伯帝国。其中由突厥人建立的塞尔柱苏丹国-罗姆苏丹国就是其中之一，它被视为是奥斯曼的起源之国。

在塞尔柱苏丹国-罗姆苏丹国崩溃后，奥斯曼出人意料地崛起，并且最终击败阿拉伯帝国的残存势力马穆鲁克并从早已成为傀儡的阿拔斯哈里发手中夺取了哈里发的名号和中东地区的统治权。

最初，习惯于被外族人统治（先前的马穆鲁克王朝也是由外来的奴隶雇佣军所建立）的阿拉伯人并没有排斥奥斯曼苏丹之统治。

其统治的合法性一是源自于宗教的认同，阿拉伯人本身作为一个广义的宗教群体，对伊斯兰教作为“普世宗教”的认同更甚于自身的民族认同；二是由于奥斯曼在此处实行“因俗而治”的宽松政策，例如推行仍旧沿由当地的贵族充任地方总督代替苏丹进行管理的“行省制”。

但是，延至19世纪，衰弱的奥斯曼已然无力控制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这以历史悠久的埃及地区为最，而拿破仑战争中对埃及的入侵和短暂的占领则带来了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民族主义，严重冲击了奥斯曼对这一区域的统治与封建秩序。

强势的阿里帕夏之崛起彻底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阿拉伯地区的宁静：这位埃及总督以雷霆万钧之势清剿了长期作威作福的马穆鲁克势力，以此逐步建立起自身的权威，并很快开始了对中东的征服。

1839年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更让这一膨胀野心达到高潮，但由于列强的干预，这一努力最终化为泡影。

与此同时，在中东，反抗的意识已经觉醒：帝国长期以来的歧视政策和包税制带来的层层重压让中东人民苦不堪言，阿里叛乱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其展现出的帝国外强中干的事实极大的激发了中东的斗志。

另一方面，正进行争夺中亚的大博弈的英俄两国早已垂涎于中东，他们并不介意来自沙漠的“阿拉伯代理人”。一战中，这一努力得到了回报：与英国开展合作的汉志地区和实际上的英国殖民地埃及站在协约国一方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最终成为帝国崩溃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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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帝国的崩溃并非意味着奥斯曼影响的终结，其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奥斯曼帝国这一强权土崩瓦解后在中东形成的巨大“权力真空”。

一方面，这给予了世界强国介入的机会：从20世纪初中东石油开始发掘以来，巨大的石油储量和作为“欧亚之轴”的重要地理位置让中东成为列强新的关注点。

毋庸置疑，在中东出现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并不符合列强的利益;这不仅体现在控制世界绝大多数石油产地的恐怖前景，同时从文化角度来说，伊斯兰在历史上是与西方长期并驾齐驱的文化群体，如今，其囊括的范围和人口数量也十分可观。

一旦统一，尽管只是局部的，其传播能力与影响范围也很可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可能进一步鼓动东南亚和非洲的伊斯兰势力，从而动摇西方在这些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

因而，维持中东的碎片化，或者说实力均衡，是众多试图在此处施加影响力的列强的目标,而这一目标通常以安插棋子的方式达成。他们扶植的傀儡作为一股强大的“反政府势力”活跃在中东几乎每一个国家之中，有一些甚至获得了国家的权力（例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另一方面，这给予了这一地区内新生的强权和旧有但被奥斯曼压制的强国以实现帝国野心的机会，这一过程往往诉诸于民族主义或是普世信仰。

在奥斯曼时期，其在中东地区设置了诸多行省进行统治，而这些行省的边境与今日国家的边境线相一致，这一情况是发人深省的:现代中东国家建立的“基础”实际上是十九世纪以来传入这一地区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这一形式的民族主义往往是通过长期主导地区事务的旧贵族“总督”为实现其独立统治而有意推行的，因而具有明确的地域性。

延至二战后，基本实现了独立目的的统治者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野心开始追求更大的目标---统一中东。

这时，原本作为“奥斯曼暴政”的象征而被反对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逐渐复苏。这些欲壑难填的统治者们并未认识到这一广泛民族认同的转换实际上侵蚀了他们本身基于地区性民族认同的统治基础，此后中东地区大量的以攻占领土乃至吞并国家为目的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就是因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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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由于阿里帕夏时期成功的现代化改革和相对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埃及成为中东实力最为强大的势力之一，同时，埃及作为中东首个敢于公开反抗奥斯曼并获得成功的地区，这一象征性极强的地位令其在中东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具有崇高的声望。

这两个巨大的优势让无论是旧王朝的国王法鲁克亦或是二战后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总统纳赛尔都将本国定位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和“泛阿拉伯的领导者”：即基于威望和信任而存在的“最高仲裁者”。(这一认识的形成基于埃及本身作为难以扩张的中东边缘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埃及本身各种资源的相对充足因而没有扩张动力)

但是埃及很快意识到泛阿拉伯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阿拉伯诸独立国家是建立在作为“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上，反对伊斯兰普世主义的“新哈里发国”奥斯曼，并相应对国内进行一定程度的世俗化。

再次建立的阿拉伯统一体无异于从各方面破环这一基础，而埃及此时却试图取代奥斯曼的地位，这是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所不愿看到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埃及领导松散的“阿拉伯联盟”对以色列作战接连惨败，使得其威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最终在戴维营的和议中“惨淡收场”；同时，连年的战争造成的经济大幅衰退也让埃及人对开始质疑泛阿拉伯主义的意义。这一切促使后纳赛尔时代的埃及转向“国家本位”的思考方式。

伊朗（前波斯）自被萨法维王朝重建以来，长期作为奥斯曼在中东的主要对手存在。在其崩溃后，伊朗也成为了“中东领导者”的有力竞争者，这一趋势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更加明显。

与埃及不同的是，长期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伊朗更加强调自身独立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波斯认同”，因而对所谓的“泛阿拉伯主义”的重视远不及对直接在中东树立自身威权---这一目的的达成往往诉诸于通过武力战争手段。

这也促使着伊朗注重于对自身军事势力的强化：事实上，伊朗也确实是目前中东阿拉伯国家中最为强大的军事存在。

显然，伊朗这一目标的达成具有一定的困难性。这一方面是由于伊朗本身的宗教信仰问题：伊朗相对更加激进的什叶派信仰与占据中东多数的逊尼派之间根深蒂固的隔阂导致其难以获得中东诸国的认同；伊朗独有的“波斯认同”使其长期“鄙视”实际上大量“抄袭”了波斯文化的阿拉伯文化，甚至认为阿拉伯文化只是附属于波斯文明的“派生文化”。这种文化上的自傲与其伴生的疏离使中东各国难以认同伊朗的领导地位，甚至难以接受这一可能性：毕竟，他们希望的是一个新阿拉伯帝国，而非波斯帝国的诞生。

同时，地处中东中心的伊朗地缘环境极差，堪称四战之地，在这一威胁之下诞生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权力相较埃及集中得多，而其将宗教热情与领土诉求熔于一炉的方式能够最大程度的调动国内的各种力量以实现自身的目的，即以传播革命的形式达到扩张的实际目的，从而保护自身的安全。

因而，深感威胁的伊朗对于领导者的理解更多倾向于“苏丹”，即实际统治者，而并非是埃及追求的“哈里发”这一名誉头衔，并试图以此为借口攻占他国领土或是附庸他国，这让一众中东国家对其长期怀有敌意。伊朗的野心举步维艰。

埃及和伊朗的影响力显然建立在历史传统和军事基础上，而新生的“崛起中的强国”沙特则试图以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外交影响来实现这一点。

沙特家族作为奥斯曼的“半附庸”在一战中通过与英国的合作获得了独立，并在1932年正式统一了这一地区，成为了当时中东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

作为一个石油产量甚至在中东都首屈一指的国家，沙特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中东乃至世界都相当之高，而其成功在六次总共长达几十年的中东战争中置身局外维持的长期和平更是扩大了这一优势地位。（其长期作为中东少有的政治稳定的产油国的地位受到了大量投资者的青睐）

诚然，沙特的军事实力和另外两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其作为最早开始认识到并利用自身“石油优势”的国家，凭借长袖善舞的外交手段与在中东拥有影响力的众多大国（尤其是美国）基本保持了友好的关系，从而大大避免了陷入国际争端乃至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以资源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将自身的国家安全完全寄托于其他国家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行为，而这一问题在美国势力逐渐从中东撤退的今天更加凸显，沙特必须摆脱路径依赖才能够实现自身的“伟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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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几十年来，这些国家为了争夺中东的领导权明争暗斗，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各国优劣并具，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绝对综合实力和影响力达成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外部势力也并未促成这种统一，反而是阿拉伯世界分裂的重要推手。这一地区的前景仍旧在阴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