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解放大西南战役期间，川南的一支解放军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队衣衫褴褛的农民。
虽说对面看起来很像农民，可他们又都携带着武器，让解放军战士们不敢掉以轻心。但这些“农民”倒是很坦诚，直接对战士们表示：“我们是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正在等待周恩来的命令！”
战士们纷纷表示难以置信，要知道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就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了，解放战争爆发后又改编为解放军。此时“红军”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称号了，战士们也从未听说过哪里还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而周恩来也很久没有带兵了，此时更是已经成了新中国的总理，这些“红军”为何要等待周恩来的命令呢？
不过这些“红军”坚称自己当年是奉中央之命留下的，希望能见到部队首长，周恩来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解放军战士们便层层上报，最后确认这支红军真的是当年长征时留在川南的队伍。周总理得知消息后也十分震惊，表示没想到这支队伍还存在。
那么，为什么红军当初会在川南留下这么一支队伍呢？他们又为何会与组织长期失联呢？
要讲这支红军的来历，还得从红军长征中的关键一战——四渡赤水讲起。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上确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由于此前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此时的红军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地步。红军已经在之前的转移中损失惨重，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及各地军阀的湘军、桂军、黔军、川军和滇军也纷纷围攻过来，不给红军任何喘息之机。
关键时刻，毛主席以一招出色的“四渡赤水”挽救了红军，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但这一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川南游击纵队正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抛出的“诱饵”。
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原本的计划是由泸州一带北渡长江，转移到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川西北地区，和当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是较为直接而稳妥的路线。但敌人也想到了这一点，川军8个旅迅速赶到长江边布防，滇军、黔军也随后赶到，试图南北夹击红军。
当时川军两个旅已经赶到土城一带阻截红军，红军也截获了这一情报。但破译人员误将敌人电报中的“旅”写成了“团”，导致红军以为土城一带只有两个团的敌军，便向土城外围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结果损失巨大，不得不撤退。孔石泉后来回忆道：“当时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两个旅就不会打了。”
土城一战后，红军不但没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还多了不少伤病员，敌人大部队也即将赶来。毛主席果断下令转移，第一次渡过赤水。由于敌人已经在长江沿线设防，中央决定暂缓渡江计划，留在川滇黔一带与敌军周旋。
2月初，敌人又向红军杀来，中央举行扎西会议，决定二渡赤水，重返遵义。但红军正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实行这一方案，就必须有人留下来误导、牵制敌军大部队，为红军主力渡河赢得时间。
川南游击纵队和川南特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他们受中央直接指挥，任务也很重，主要有三项：第一是牵制敌军主力，第二是照顾并安置伤病员，第三是发展根据地。而直接负责川南游击纵队的，正是周恩来。
毫无疑问，战士们自身都是不想和主力部队分别的，这既有情感因素，也有现实因素。大家一路随着大部队走了这么久了，现在突然要远离主力自己留下，当然不舍。并且红军主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尚且有覆灭的危险，就更不用说他们这支小部队了。
更何况，川南游击纵队的任务本身就是牵制敌人主力，这意味着他们还不能隐藏起来，反而要主动暴露自己，制造出“大动静”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这样才能让敌人误以为自己才是主力，从而减轻红军真正主力的压力。
不过即便如此，为了革命大业，川南游击纵队的战士们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务，踏上了伟大的征程。那么，川南游击纵队的这个任务完成得如何呢？
949年12月，解放军挺进大西南，却在川南地区遇到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自称“红军”，正在等待周恩来下令。中央一查证，发现他们还真的是当年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红军之所以要组建这么一个纵队，是因为需要让他们“扮演”主力，留下来与敌人周旋。该纵队一方面要安置伤病员，另一方面也要为真正主力的转移争取时间。那么，川南游击纵队是否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呢？
川南游击纵队的使命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因此1935年2月10日，周恩来亲自出席了纵队成立大会，向战士们阐释了纵队的任务。最后，周总理深情而真诚地向大家承诺：“分别只是暂时的，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会下令让你们归队。”
战士们也纷纷落泪，表示一定会完成任务。虽然他们也不舍得和大部队分别，虽然他们知道这一去就是九死一生。但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没有推诿，而是坚定地踏上了征程。
川南游击纵队由徐策担任政委，刘干臣担任司令员。徐策曾担任红六师政委，是彭德怀的爱将。刘干臣则是新编师师长，现在却来指挥这支只有400多人的队伍。让他们来担任政委和司令员，足见中央对这一纵队的重视。
游击纵队虽然一开始只有400多人，但他们都是红军的骨干力量，战斗力相当强。徐策率部主动出击，接连攻下多座县城，并积极建立根据地，发动川、滇、黔边群众进行游击战，把队伍发展到千余人。他们果然吸引了国民党军的注意力，被蒋介石误认为是红军主力。
于是国民党中央军和各路军阀都赶来“围剿”游击纵队，而红军主力则趁此机会二渡赤水，攻克娄山关，收复遵义。最终跳出了敌军包围圈，成功北上。
与此同时，川南游击纵队的情况就不太乐观了。虽然徐策、刘干臣等人采用各种灵活的战术与敌军周旋，但赶来的国民党军实在太多了。3月下旬，游击纵队在大石盘山一带被敌军包围。虽然最后突围成功，但也损失惨重。
不过就在此时，游击纵队遇到了一支友军，这是红三军团留下的游击队，约200人，由王逸涛率领。王逸涛也是老资格了，他参加过南昌起义，上过井冈山，战斗经验丰富，本来前途无量。但他也有着致命缺陷，那就是意志薄弱，一旦形势不利就会丧失斗志。
此前王逸涛就曾脱离组织，自行返乡，但他返乡后还是被国民党所追捕，不得不回到红军。组织考虑到他的资历和战功，还是宽恕了他的行为，让他继续带兵。红三军团后来又给他一批战士和武装，让他配合川南游击纵队，这才有了两军的会合。
会合后为了表示诚意，刘干臣还主动将司令员的职务让给了王逸涛。可王逸涛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经常向组织叫苦。后来国民党军打来，王逸涛直接叛变，还反过头来为敌人提供情报，带着他们“围剿”游击纵队。解放军进入大西南时王逸涛又组织土匪武装对抗解放军，最后被抓获并枪毙，这是后话了。
说回川南游击纵队，在王逸涛叛变后，游击纵队又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不得不缩编并集中部队，徐策兼任政委和司令员。两个月后，游击纵队又在扎西的长官司遭到伏击，损失100多人。部队被打散，徐策和副政委张凤光也牺牲了。
不过关键时刻，政治部主任余泽鸿站了出来，领导大家继续斗争。此时两大红军主力已经会师，基本脱离险境。可以说川南游击纵队已经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他们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那么川南游击纵队将会如何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终于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鲜为人知的是，就在两军为会师而庆祝的时候，还有一支红军队伍挣扎于川、滇、黔之间。他们已经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却还在坚持斗争。大部分人倒下了，却还有一部分人坚持到了解放军挺进大西南的时刻。
这支队伍，就是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川南游击纵队是周恩来主持成立的，他们的任务极为艰巨，需要在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吸引敌军注意力，为红军主力的转移赢得时间，周恩来承诺他们将来一定会重逢。而川南游击纵队虽然出色完成了任务，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政委兼司令员徐策和副政委张凤光都在激战中牺牲，残余部队也被打散。
关键时刻，政治部主任余泽鸿力挽狂澜，他接任政委，配合新任司令员刘干臣重新整合了队伍。此后游击纵队又振作起来，攻克筠连县城，获得一批武器弹药，还扩编了队伍，又发展到一千多人，川军一个连甚至起义加入了游击纵队。
但此时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也准备北上。为了帮助红二、六军团转移，川南游击纵队再次主动出击，吸引敌军注意力。结果红二、六军团成功北上，但川南游击纵队再次被敌军主力包围。
国民党军之前已经被川南游击纵队误导过好几次，早已将这支队伍视为眼中钉。为了消灭这支队伍，国民党发动“三省会剿”，调动数万军队猛攻游击纵队。结果游击纵队损失惨重，再次被打散，到1936年11月时只剩下80多人，只能分别突围。
在一次次突围转移的过程中，余泽鸿、刘干臣等纵队主要领导也都不幸牺牲。只有新任政委刘复初被俘，后来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被释放，回归组织。而游击纵队的幸存者们则在敌后继续打游击，直到1937年1月游击纵队解体。
游击纵队虽然解体了，但还是有一部分战士坚持了下来。红军即便只剩下一个人，也永远是红军。抗战时期，中央曾派刘复初到川南地区，试图与游击队重新取得联络。但国民党在西南的力量还是太强了，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之下，刘复初未能完成任务。
因此，坚持下来的战士们也迟迟没有等到重逢的时刻，在这期间又有部分人牺牲。但他们始终潜伏着，没有放弃斗争。直到1949年12月，解放军挺进川南，战士们也终于重新组织起来，和主力会合。为了这一刻，他们已经等了14年。
解放军们听到久违的“红军”称号，顿觉恍如隔世。而幸存下来的战士们时隔多年终于见到友军，也是一个个热泪盈眶。归建后，这些老游击队员也参与了解放大西南和后续的剿匪行动，并利用自身对地形和风土人情的熟悉为解放军的进军作出了很大贡献。
总体来看，川南游击纵队的失败和解体其实是必然的。毕竟这支队伍本身力量较弱，又孤悬敌后，缺乏友军配合，得不到补给和援军，却还要伪装成主力，尽可能吸引国民党军的火力。但即便如此，为了革命大局，这些坚强的战士还是接下了任务，并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种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