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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润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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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中国可谓是刚出龙潭，又入虎穴。推翻了大清，革命终于胜利了，可这胜利的果实还没捂热乎，袁世凯就坐上了总统的位子。而我们的革命先驱们面前还有更大的难题——国库里空空如也，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都不够。

这不，财政一看，得了，没钱办事啊！该怎么解决呢？当然是去借钱啦！而这借钱的对象，还真不是什么正经亲友，而是日本这样虎视眈眈的“邻居”。

说起来，当时民国政府从日本那儿借钱，过程可谓是充满戏剧性和矛盾。接下来咱们就看看，这一段充满了算计与反算计、借贷与赖账的往事，到底是如何让中国后来吃了大亏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华民国在1912年成立。然而，新的政府刚刚成立，国库就已经是负债累累。为什么呢？这事得追溯到清朝留下的烂摊子。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三亿两白银；紧接着，八国联军侵华后又签了《辛丑条约》，庚子赔款达到了十亿两白银。这些巨额的债务就像一座座大山压在民国政府的肩膀上。袁世凯接手这个烂摊子，可谓是压力山大。

为了撑起这个破旧的屋子，民国政府只能左借右借，找谁借呢？看看周围，西方列强都有债主的位置了，于是目光就投向了日本。

日本当时的经济已经开始腾飞，而民国初年内忧外患，军阀割据、财政枯竭。为了巩固中央权力，尤其是为了维持军费开支，北京政府没办法，只能咬着牙去找日本人借钱。

可是，日本人愿意借钱吗？当然愿意，日本巴不得中国主动上门来借款，借了钱才能有机会从中获利，甚至干涉中国的内政与经济。可是，日本这算盘打得精，不会只借钱，还附加了一些额外的条件，比如要求中国在重要的矿产资源上与其合办企业。

这样一来，民国政府每借一笔钱，就把国家的主权拱手让出一部分。而且这债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民国政府没钱还，索性就“装傻充愣”，试图赖账。表面看，好像是赖掉了不少外债，但背后的代价却远比表面看起来更严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南京临时政府迅速成立，财政困难成了燃眉之急。当时，临时政府的几位大人物——黄兴、孙中山等人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决定，还是得找日本借钱。于是，黄兴派何天迥去日本筹款。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认识了一个人，叫三上丰夷，是日本神户的实业家。这个三上丰夷不仅与黄兴他们接触频繁，还积极向日本政府游说，希望能给中华民国提供贷款。

于是就有了“设立中央银行借款案”，简单来说，就是南京临时政府想以允准日本帮助中国设立中央银行为条件，换取一千万日元的借款。然而，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意见并不统一，反对声音很大，最后这笔借款谈了好久，也没成事。

紧接着是“轮船招商局抵押借款案”。这次是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大仓洋行谈判，试图以招商局所有的财产为抵押借款。为了筹措到这笔钱，黄兴等人可谓是费尽心思，甚至直接找到招商局董事会，要求他们尽快同意这笔借款。

然而，招商局的股东们一听，吓坏了：这可是把全公司的命都交给日本啊，谁敢点头？于是，这个借款案最终也没能落实。

但最具争议的还属“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案”。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家钢铁和煤炭企业，南京临时政府在没钱的情况下，准备把它与日本合办，以此换取五百万日元的借款。

孙中山在和日本的谈判中，甚至提到可以让日本租借满洲的部分地区，以此换取贷款。这可是一个大大的让步，等于把国家的领土和经济资源拱手送给日本。即便如此，借款谈判还是一波三折，始终没能顺利完成。

那么，为什么这些借款案屡屡失败呢？除了日本内部的意见分歧外，中国内部的反对声浪也是一大原因。民国政府试图通过将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合办，换取贷款，但这一决定引发了国内的强烈反对。

汉冶萍公司的股东们和社会舆论都担心，一旦和日本合办，公司实际上就落入了日本人的控制之中，中国的经济利益将会受到严重侵害。

当时，盛宣怀作为汉冶萍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此也颇为为难。一方面，盛宣怀深知公司资金短缺，确实需要借款来维持运营；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看到公司落入外国人之手。

所以，盛宣怀在谈判中不断与南京临时政府和日本方面周旋，既想保住公司，又不愿意轻易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条件。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也在借款谈判中表现得十分强硬。他们希望通过合办汉冶萍公司，进一步获取中国的矿产资源，以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

日本甚至派出三井物产的代表与南京临时政府直接接洽，希望尽快促成这一借款案。但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南京临时政府一方面口头上答应日本的条件，另一方面却迟迟不肯落实具体条款，导致借款案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有些借款案最终未能完成，但民国政府在和日本的谈判中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大。首先，汉冶萍公司的合办谈判让日本在中国矿产资源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虽然最终没有正式合办，但日本通过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手段，实际上已经在汉冶萍公司的经营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其次，日本对中国资源的觊觎并未因为借款案的失败而停止。后来，随着北洋政府的上台，日本继续通过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压，要求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

汉冶萍公司在随后的几年中，仍然不得不依赖日本的贷款来维持运营，这使得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控制力进一步加强。

细算起来，民国的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一共找日本借款数十次，有的还没还上，这些中国的公司，便逐步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更重要的是，这些借款案的失败也让中国的国家信誉受到了严重影响。民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多次试图赖账，尤其是在对日借款问题上，不愿偿还日本的贷款，这导致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形象大打折扣。

各国银行家对中国的信用产生怀疑，认为中国缺乏还款意愿和能力，这使得中国在后来很难再从国际上筹集到急需的资金。

最终，民国政府不仅没能顺利借到足够的资金，还在与日本的谈判中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日本通过这些借款谈判，进一步加强了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和政治影响力，而中国则在这些谈判中失去了宝贵的主权和资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参考资料：

二十一条起因：临时民国政府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借款案 凤凰网 2009年0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