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琦去世，朱德十天后才知晓，他哽咽道：你们不告诉我，这不对

1974年6月的一个清晨，石家庄铁路局的职工们得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敬重的朱琦同志突然离世了。这位平日里总是面带微笑、与普通工人打成一片的火车司机，离开人世时甚至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在场的人们都知道，他是开国元勋朱德元帅的独子，却始终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默默奉献。消息传开后，许多人不禁潸然泪下。然而，在北京的朱德元帅却迟迟未收到这个噩耗。为什么家人要隐瞒这个消息？朱琦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坎坷？他又为何会选择做一名普通的火车司机？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感人至深的父子情谊？

一、朱琦的悲苦童年

1917年，朱琦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普通的院落里。这个院落坐落在泸州城郊，周围是大片的农田和零星的农舍。他的母亲萧菊芳是昆明师范学院的高材生，为人温婉贤淑。不幸的是，萧菊芳在生下朱琦后不久就患上了热病，医治无效，在朱琦两岁时离开了人世。

当时的泸州，虽然已经有了现代医院，但医疗条件仍然十分落后。萧菊芳病重期间，当地最好的医生也只能开些中药汤剂，无法对症下药。朱琦的父亲朱德四处求医问药，但最终还是未能挽救妻子的生命。

萧菊芳离世后，年仅两岁的朱琦由祖母照料。祖母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虽然没有太多文化，但对这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倍加疼爱。她常常带着朱琦在院子里晒太阳，教他认识院子里种的蔬菜和花草。

1923年，朱琦六岁那年，他的父亲朱德不得不离开家乡，踏上革命征程。临行前，朱德将朱琦托付给了新婚妻子陈玉珍照顾。陈玉珍虽是继母，但待朱琦如亲生。她不仅照顾朱琦的生活起居，还请了私塾先生教他读书认字。

然而好景不长，1925年，由于军阀混战加剧，为了朱琦的安全，陈玉珍不得不将八岁的朱琦送到四川山区的亲戚家中隐居。在那里，朱琦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白天帮亲戚家放牛、干农活，晚上就着油灯读书。山区生活艰苦，冬天寒风刺骨，夏天蚊虫叮咬，朱琦的童年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度过。

1928年，朱琦11岁时，四川形势更加动荡。为了躲避战乱，他不得不辗转投靠多个亲戚。有时住在叔叔家的谷仓里，有时借住在表姐家的偏房中。这期间，他曾经历过一次险情：一天夜里，邻村发生火灾，火势蔓延到他借住的房屋。幸好他及时发现，带着年迈的姑妈躲过一劫。

直到1930年，13岁的朱琦才在亲戚的帮助下，在成都找到了一所学校继续读书。为了维持生计，他白天上学，放学后在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店主看他勤恳，常常额外给他一些油盐酱醋带回家。就这样，朱琦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直到1938年在南京与阔别多年的父亲重逢。

这段颠沛流离的童年经历，成为了朱琦日后艰苦朴素、不计名利的重要基础。在他最需要父爱的年龄，却不得不远离父亲；在他最需要母爱的童年，却只能从他人口中听说母亲的故事。但正是这些经历，让他更加珍惜后来的每一份亲情，也让他对平凡的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

二、父子重逢与革命生涯

1938年的南京，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当时担任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偶然得知，自己的儿子朱琦正在龙云部队服役。这个消息传来时，父子已经分离了十五年之久。

通过周恩来的协调，朱琦很快被调到了延安。一天傍晚，在延安机场的简易跑道上，朱琦从运输机上走下来时，看到了站在跑道边的父亲。十五年的分离，让这对父子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最后是朱德先张开双臂，将儿子紧紧抱住。

重逢后不久，朱琦便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在党校期间，他表现出极强的学习能力，特别是在政治理论和军事战略课程上，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但他从不以朱德之子自居，和其他学员同吃同住，经常主动承担打扫教室、整理资料等工作。

1939年春，抗日战争进入最激烈的阶段。在完成党校学习后，朱琦主动请缨上前线。朱德对儿子的请求没有表态，但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朱琦被分配到了晋察冀军区，任某部参谋。

在一次对日作战中，朱琦随部队执行一项截击任务。当时，日军正在运送一批重要军需物资。部队设伏于山口，准备伏击敌人。战斗打响后，敌人的火力异常猛烈。朱琦发现己方一个机枪射手负伤，立即冲上去接替射手位置，掩护部队撤退。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

这次负伤，让朱琦的右腿落下了永久性伤残。在医院养伤期间，组织上考虑到他的伤情，提出让他转到后方工作。但朱琦坚持要回到部队。1940年春，伤愈后的朱琦回到部队，被调任某团政治处主任。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朱琦积极参与学习和讨论。他经常深入基层，和普通战士一起劳动、学习。有一次，一名战士不小心将朱德的照片弄脏了，惶恐不已。朱琦得知后，不但没有责备，反而安慰那名战士说：＂照片弄脏了可以再照，只要革命精神不弄脏就行。＂

1942年，组织上考虑到朱琦的伤情和能力，决定调他到延安中央机关工作。在这里，他开始系统地学习行政管理工作。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坚持学习。经常有人看到他在油灯下认真记笔记的身影。即便在延安最困难的时期，他也和其他干部一样，参加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

到1945年时，朱琦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干部。但他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从不因为自己的身份而要求特殊待遇。在机关食堂排队打饭时，他总是最后一个；开会讨论问题时，他总是认真倾听他人意见。正是这种踏实肯干的作风，为他后来选择成为一名普通铁路工人埋下了伏笔。

三、特殊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1946年初春，在延安一次青年干部会议上，朱琦第一次遇见了赵力平。当时的赵力平在延安女子大学任教，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教员。两人因工作关系多次接触，渐渐熟悉起来。赵力平不仅教学认真，还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这种务实的作风引起了朱琦的注意。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得知这个消息后，专门找赵力平谈过话。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康克清请赵力平到家里做客。她们谈了很多，从延安的教育工作到妇女解放运动。康克清发现赵力平不仅见识广博，而且为人朴实，处事稳重，便开始有意撮合两人。

1947年秋天，朱琦和赵力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礼在延安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举行，只邀请了几位至亲好友。朱德和康克清给新人的礼物是两本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朱德还特意写了一封信，嘱咐两人要相互扶持，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婚后的生活并不轻松。当时延安物资紧缺，夫妻俩和其他干部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们住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家具只有一张木床和一张书桌。赵力平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在屋后的小块地里种些蔬菜，改善生活。

1948年，组织决定调朱琦到华北工作。赵力平二话不说，辞去教职，跟随丈夫北上。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两人互相支持，共同面对困难。有一次，朱琦出差半个月，赵力平不仅要照顾家庭，还要参加单位的突击劳动，但她从未向任何人抱怨过。

朱家的家风一直很严格。即便是在节假日，朱德也很少给儿子家里带什么特殊的东西。1950年春节，朱德到儿子家看望，发现孙子穿的还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便说要买件新衣服。朱琦坚决推辞，表示孩子的衣服还能穿。

在教育下一代方面，朱琦和赵力平都秉承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要自己整理房间，自己洗衣服。家里来了客人，孩子们主动帮忙倒水、端茶，展现出良好的家教。

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最能体现朱家的家风。有一次，单位分发水果，同事特意多给了朱琦一份，被他婉言谢绝。朱琦常对孩子们说，要学会自己动手，不能依赖别人。每到周末，全家人都会一起打扫卫生，整理院子。

在工作单位，很少有人知道赵力平是朱德的儿媳妇。她和其他职工一样，参加各种劳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有同事生病住院，她主动照顾；有同事家里有困难，她总是默默帮助。这种低调务实的作风，在单位传为佳话。

朱琦和赵力平的婚姻生活，体现了革命家庭的本色。他们没有因为家庭背景而享受特权，而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这种生活态度，也深深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

四、跨行就业与平凡岗位

1952年春，朱琦向组织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他要离开机关工作，到铁路系统当一名普通工人。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组织上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继续留在机关工作，但朱琦的态度非常坚决。

经过反复考虑，组织同意了朱琦的请求。他被分配到北京机务段，从一名学徒工做起。刚开始时，朱琦连最基础的机械知识都不懂。他虚心向老师傅请教，经常带着笔记本记录技术要领。每天下班后，他都要把工作服上的油污认真洗净，第二天继续穿。

在机务段工作期间，朱琦和其他工人一样，每天早晨五点就要起床赶早班车。他的右腿有伤，走路不太方便，但从未因此要求特殊照顾。冬天机务段特别冷，他就和其他工人一起，在修理机车时往手上哈气取暖。

1954年的一个深夜，北京站来了一列故障列车，需要紧急抢修。朱琦二话不说，穿上工作服就往现场赶。当时正值隆冬，气温零下十几度。他和其他工人一起，顶着寒风在车底爬来爬去，直到凌晨四点才修好故障。第二天一早，他又准时出现在工作岗位上。

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朱琦逐渐成为机务段的技术骨干。1956年，机务段准备选派优秀工人参加全国铁路技术比武。领导考虑到朱琦的技术水平，想推荐他参加。但朱琦主动让出这个机会，推荐了一位年轻的同事。他说：＂让年轻人多锻炼，对单位的发展更有好处。＂

生活中的朱琦，和普通工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住在机务段的职工宿舍里，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午饭时间，他总是带着自己的铝饭盒，和工友们一起在车间里吃工作餐。有时候检修任务重，他就和大家一起加班到深夜。

1958年，机务段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朱琦积极参与，提出了多项改进建议。他和几位老师傅一起，设计了一种新型的机车零件维修工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项革新获得了铁道部的表扬，但朱琦将所有功劳都归功于集体的智慧。

在二十多年的铁路工作中，朱琦始终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作风。每次检修机车，他都要仔细检查每个零件，确保万无一失。机务段的工友们都说：＂跟老朱一起工作，特别放心。＂即使到了临近退休的年纪，他依然坚持一线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朱琦的选择影响了很多人。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做一名普通工人同样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在他的带动下，机务段形成了踏实肯干的良好风气。每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工作时，他总是说：＂火车要靠千千万万的普通工人来保养维修，这项工作同样光荣。＂

五、晚年岁月与精神传承

1976年初，已经退休的朱琦依然保持着规律的生活作息。每天清晨，他都要在家附近的小区里散步，时常能看到他扶着拐杖，一瘸一拐却步履稳健的身影。退休后的朱琦经常回到原来工作的机务段，和老同事们聊天，关心年轻工人的技术进步。

1977年春节前夕，朱德因病住院。朱琦每天都去医院陪伴父亲。在病房里，朱德询问了孙辈们的近况，特别关心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当得知大孙子也选择到工厂做工人时，朱德露出了欣慰的表情。这是父子俩的最后一次见面。

朱德逝世后，很多人劝朱琦转回机关工作，但被他婉言谢绝。他表示，继续在普通工作岗位上发挥余热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在退休之后，他开始整理父亲留下的各种文件资料，为相关历史研究工作提供帮助。

1980年，一些单位邀请朱琦做报告，讲述革命历史。他欣然接受，但从不谈自己的经历，而是着重讲述普通战士和工人的故事。在一次讲座上，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初放弃机关工作的决定，他说：＂人生价值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对社会的贡献。＂

朱琦的子女们继承了父辈的优良传统。他的大儿子进入工厂做技术工人，小女儿成为一名教师。子女们也都过着简朴的生活，从不向组织提出特殊要求。每逢家庭聚会，朱琦总要讲一讲过去的故事，特别是那些关于普通劳动者的感人事迹。

1985年，朱琦参与了一项关于工人技术培训的社会调查。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坚持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他走访了多个工厂，和工人们促膝谈心，为提高工人技术水平出谋划策。这份调查报告后来成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

晚年的朱琦住在一套普通的老式楼房里，家具陈设十分简单。他的书架上摆满了机械工程方面的书籍，还保留着当年在机务段工作时用过的工具。每当有人来访，他总是给客人倒一杯普通的茶，聊起往事时更多的是说工友们的故事。

1990年之后，朱琦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差，但他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将个人多年工作的经验整理成册，赠送给机务段的年轻工人。在他的带动下，不少年轻人也开始认真钻研技术，争做优秀工人。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朱琦都在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进步。他常说，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辛勤付出。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这个朴素的道理，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