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惠帝去世后，由于吕后的不断调整，政治格局大致经历了从初步调整到基本定型阶段。而惠帝诸子在惠帝去世以后的阶段分别扮演了不同的政治作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吕后对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

一、地缘政治格局的初步调整

高祖刘邦死后，作为太子刘盈之母的吕后主导着朝政，司马迁记载惠帝登基之始的全国局势为 ：“是时高祖八子 ：长男肥，孝惠兄也，异母，肥为齐王 ；余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为赵王，薄夫人子恒为代王，诸姬子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长为淮南王，子建为燕王。高祖弟交为楚王，兄子濞为吴王。非刘氏功臣番君吴芮子臣为长沙王。”在这众多的诸侯国中，燕、代为控遏北方游牧政权南下侵扰的重要屏障，而齐国之所以分封给长子刘肥，也是因为高祖看到了齐国“东有琅邪 、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田肯因之劝谏高祖齐国必须以“亲子弟 ”为王。

赵国虽然失去了昔日的辽阔疆域与地理优势，无法与关中抗衡，但是却与梁国、淮阳起到了屏障关中的重要作用。此三者中，梁国作为关键枢纽，在日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不断加剧的过程中，越发地成为统治者所关注的焦点 ；淮阳作为楚国之郊，既可钳制东南，又可作为中央与吴楚之间的缓冲地带。此时的吴、楚都不是刘邦的儿子，因此，就不难明白高帝十一年三月为扶植梁国、淮阳国，采取罢东郡和颍川郡 、分别归属两国的政治目的了。

有碍于惠帝的存在，吕后在惠帝时期还不敢大张旗鼓地施行其战略规划，因此，以报私仇为掩饰，吕后毒杀戚姬之子——赵王刘如意，不久又残忍杀死戚姬。这是吕后延续其毒辣手段、进而巩固威信的举措，同时也是对地缘政治格局进行调整的尝试性步骤。毒杀赵王母子导致的结果是“徙淮阳王友为赵王”与“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 ”。改淮阳王刘友为赵王的安排不是吕后想要的，但是也是无奈之举，同时孝惠帝的自暴自弃也使吕后“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行为没有受到太多阻力。刘友作为赵王，只是使赵国从刘姓改为吕姓的过渡性政权的存在，因此，吕后选择以联姻的方式安插吕氏之女以监控新任赵王的举动（这种政治联姻在吕惠时期广泛地予以运用），保证这个过渡政权为吕氏所掌控。

惠帝二年，借齐王来朝之际，吕后迫使齐王献出城阳郡以为鲁元公主的汤沐邑，并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其下有注说 ：“张敖子偃为鲁王，故公主得为太后。”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首先，正如颜师古所注，在《张耳传》中，宣平侯张敖死于“高后 ”六年，其子才被封为鲁王；其次，根据吕后“非刘氏不王 ”原则的破坏时间来看，分封异姓张氏为王必定不早于吕氏封王，即惠帝七年。总之，可以肯定的是，城阳郡不久之后成了新建鲁国的疆域之一。城阳郡的献出，是鲁国建立的先声，也是削弱齐国的开始。

二、惠帝诸子的“反抗 ”暴露出吕氏乏人

惠帝驾崩之后，吕后“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 ”，因其年幼，吕后得以有临朝称制的合法性。在经过一系列政治谋略的实施过后，吕后除了掌握皇帝的选择权，同时还控制了京城的南北军，而军权的获得，无疑让吕后的权势等同于皇帝。在有限度地打击了部分效忠于汉室的官员（如王陵）势力之后，吕后开始着眼于地缘政治的调整。

惠帝一去世，吕后便迫不及待地建立了鲁国、淮阳国、常山国、吕国，并在高后元年四月宣布以张偃、惠帝子刘强、惠帝子刘不疑、吕台为王 ；惠帝之子刘山、刘朝、刘武分别被封为襄城侯、轵侯、壶关侯 ，同为惠帝之子的刘长并未出现在此次受封名单中。惠帝之子之所以被封为王侯，是因为太后“太后欲王吕氏”的缘故，因此，从一开始，惠帝诸子只是作为吕后清除刘邦政治遗产——“非刘氏不王”——的棋子，虽然受封，却不之国，依旧被吕后控制在京城。常山国的设立“隔断赵、代二国之间的联系，破坏了赵国在广义上地域特征 ”；新设的淮阳国由吕氏之人为丞相代管 ，使淮阳再次成为中央与吴楚的缓冲地带；吕国（济川）、鲁国的作用是将齐国牢牢地控遏在东方，同时削减楚国疆域，并使之与北方刘姓王隔绝 ；壶关侯刘武 、轵侯刘朝、襄城侯刘山被当作备用的棋子。

高后二年，常山王薨。这时需要选出新的继承人以保证常山不被危险势力取代，于是“以其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更名义”。高后四年，少帝发现自己的亲生母亲死于吕后之手，便扬言要复仇。为避免政治危机，高后杀死少帝，另立常山王刘义为皇帝，改名刘弘。空缺出来的常山王以轵侯刘朝替代 ，作为政治牺牲品的惠帝之子，此时死去了两个。又过了一年，淮阳王刘不疑薨，三侯中的最后一个壶关侯刘朝继立为淮阳王。至此，吕后的意图始终在于牢控新立的四国，等待时机，用吕姓取缔燕赵等国的刘姓，这也是导致惠帝数子一直在二王（常山王、淮阳王）轮流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这几次重大且频繁地调整是由于惠帝诸子出乎意料的接连死亡、少帝对吕后权威的挑战而导致的，惠帝诸子直接或间接的“反抗 ”迫使吕后不得不为保有既得利益而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在一定意义上延缓，甚至迟滞了吕氏集团对诸侯王的打击进度和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步伐。

那么该如何解释吕后不借诸子之死，直接将淮阳、常山分封给诸吕呢？

其一是因为在淮阳国、常山国空缺之后，从法理上而言，惠帝诸子为侯者理应有王位的优先继承权。如果无视惠帝诸子而直接分封吕氏，不但会加深以周勃、陈平为代表的军功集团的危机感，激化吕氏与周、陈等人的矛盾，而且也会进一步刺激刘姓诸侯王，况且吕后所寻求的是通过代价更低的政治而非军事手段进行政局演变。

其二，吕氏乏人的现实背景不得不使吕后精心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诸吕。所谓“乏人”，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人数上而言，据《史记》记载，吕后兄弟有吕泽 、吕释之，姐妹有吕长姁和吕媭，这四人的血脉是吕后最愿意去信任的。当高后元年，吕泽已经去世，吕释之、吕台（吕释之二子之一）死于元年，同时又要考虑到年龄问题，虽然吕后大肆封侯，但是其中自然不乏如惠帝诸子一般还只是挂个名号之人，所以吕后所能任用的、值得信赖的诸吕之人在人数上并不多。其次，从才能上而论，通过观察诸吕在政变过程中的表现来看，所谓诸吕“欲发乱关中 ”的定论着实是在抬举诸吕。

区区郦寄的“不然，祸且起 ”就让手握大权的吕禄下了“之国”的念头，难怪吕嬃会发出“吕氏今无处矣”的感叹。以上两点原因说明了吕氏乏人的窘境，被分封为王的吕产、吕禄等人，作为掌握吕氏集团利益的核心人物，除了要在朝紧握军政大权外，还要遥领梁、赵等地，相当于将赌注压在一处，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因此，这样的局势也相应地解释了淮阳、常山之所以为惠帝诸子所继承的原因。

三、基本格局的形成与政变后的惠帝诸子

七年正月，高后借口杀死赵王刘友，将梁王刘恢立为赵王，并以吕王产为梁王，新缺的济川王被惠帝子刘太所取代。新任赵王依旧与前任赵王一样，受政治联姻的束缚，时刻被吕氏之女监视着。不久赵王自杀，赵王一位再度空出，吕禄受封赵地为赵王。九月，燕王刘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杀之”，刘姓在燕国的继承权被剥夺。八年七月，以吕通为燕王。

在经过这一系列以人事变动为手段，进而达到调整地缘政治格局的目标之后，吕氏实际掌握着燕、常山、赵、梁、淮阳、济川、鲁国等诸侯国。其中燕国、赵国、梁国为吕姓，常山国、淮阳国、济川国、鲁国为傀儡诸侯国，致使“关东同姓王地域绵连之势被不断切分，吕氏封地隔断代、齐、楚三地，各自成为孤立的封国 ”，这种借削弱刘氏诸侯王发展吕氏诸王的手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打击诸侯国、加强中央权威的作用，文景时期的削藩正是继承了吕后的政治遗产。如果说刘邦的“非刘氏而王 ”是作为削藩的尝试性举措，那么吕后在扶植吕氏诸侯王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割裂诸侯国的举动则可以被认为是开启了削藩的新模式。

在政变前夕，惠帝之子除死去的一个不知名的皇帝和原常山王刘不疑、淮阳王刘强外，还剩下少帝刘弘、常山王刘朝、淮阳王刘武以及济川王刘太。当拥刘政变成功后，为控遏梁、赵要地，“徙济川王王梁，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吕氏集团破灭是必然的，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置惠帝四子。当时参与政变的周勃、陈平等人认为“少帝及济川、淮阳、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吕太后以计诈名它人子，杀其母，养之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用强吕氏。今已灭诸吕，少帝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侯贤者立之”。

首先，所谓“吕太后以计诈名它人子”一事，《史记·吕太后本纪》是这样说的 ：“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所谓的“美人”，《汉书·外戚传》指出“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适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 ”。由此可见，应该将“美人”理解为皇帝妃子的称号更合理，既然是皇帝妃子，为何其子不是皇帝之子呢？

刘伯庄所注“怀身而入宫生子 ”恐怕更多的是后人的猜测。其次，通过查找《史记》中的《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和《惠景间侯者年表》相关的记载，可以发现司马迁记载刘弘等人的身份依旧是“惠帝子 ”，这其实给我们透露一个信息，即司马迁在驳斥周勃等人对“诸子非惠帝子 ”的质疑，或者退一步而言，至少可以说，贸然接受“诸子非惠帝子”的结论是有待商榷的。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发现，在汉代以后，历代史家开始反思史书中（特别是《汉书》）的一贯表述，重新审视“诸子非惠帝子”的问题。在《寤言·周勃论》一篇中，作者直言“夫曰孝惠后宫子、曰美人子、曰皇子，其为惠帝子也明矣。乌得以惠后无子，而遂谓惠帝之无子哉？”接着认为惠帝张后虽然没有生子，但是不意味着其他妃子没有生子。而且在政变的同时，周勃等人并没有事先杀掉号令天下的假少帝以动摇吕氏，政变后少帝还派遣人慰劳大臣等等，意在说明“诸子非惠帝子 ”的言论是周勃、陈平主导的政治阴谋。清代学者秦蕙田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太后欲张后有子，诈取后宫子名之，后宫所生亦安见其尽非帝子？然推太后之心，则其为是否亦所不论，嫌疑之际，大臣遂尽举诛之。倘四子之中有一真惠帝子，岂不因之而斩乎？”

清末的薛福臣在《庸盦笔记》的《汉惠帝后裔在爪华岛》中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史料，当地刘姓族谱中明确记载惠帝有七子，在政变时，少帝刘弘已经十五岁，有子刚满三月，随后在张皇后努力下，由张敖秘密收养，不久借南越王使者，将此子带到南方。如果属实，那就更进一步证实了“惠帝之子非真子 ”为假命题。除了以上所展现的历代学者的相关见解之外，我们还可以质疑的是，为什么即使像王陵这样直言不讳之人，也只是反对“非刘氏而王”的举措，不反对皇帝是假皇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惠帝诸子在政变中遭殃及而被污名化。

在众人心中，现任少帝年少无知，惠帝之子都是吕氏的傀儡，并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而此次政变所想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就是迎立一个既可使政变集团得利、又能保证政权姓刘以稳定政局的天子。诸大臣的利益在吕后时期被蚕食，到吕后死前，为稳定朝政，确保权力过渡平稳，又剥夺了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的权力由诸吕掌控；虽说惠帝诸子在血脉上而言是属于刘姓，但是这无法确保与吕氏有血缘关系的诸子在长大后不借此政变事件对周勃等人进行清算。很显然，少帝并不符合周勃等人的要求。

既然不符合，势必需要寻找一个借口将少帝拉下马来，为其政变“正名”，而否定少帝等人的正统性是唯一的、不留后患的手段。之后，为使新任皇帝合法性不再受到质疑，斩草除根成了继否定惠帝四子正统性之后的必要步骤。因此，就有《史记·吕太后本纪》的记载，“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 ”。威胁功臣集团既得利益的阻碍被清除，功臣与皇帝“共天下 ”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相互协进的模式最终造成了代王入继的结果。此后，在班固的《汉书》中直接将惠帝数子列入《异姓诸侯王表》，并且直言刘弘为“吕氏子”，继承了周勃等人的政治遗产，承认文帝一脉的绝对正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