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兵器》杂志2007年07月刊。本次转载时经重新二次内容完善及编辑、补充整理部分插图，以与同好共同分享。个人认为《兵器》杂志是一本专业、客观的军事杂志，推荐持续订阅，丰富自身的军事及政治知识。将家中《兵器》数字化保存过程中，转载其上的一些年代比较久远的文章，主要是想让读者以另一种比较独特的视角审视曾经的事物和观点。

缘起

1942年下半年，一种崭新的单发全金属单翼战斗机出现在中国空军的序列中，这就是美国共和公司的P-43A-1“枪骑兵”战斗机。实际上它与P-47“雷电”有着非常近的血缘关系。美国陆军航空队是从1940年9月开始正式接收P-43的，但它因没有自封式油箱，中低空性能不佳，武备贫弱，以美国陆航和欧洲战场的标准来看，无法跻身欧洲的新型战斗机市场。

然而，作为美军战斗机计划的临时过渡方案，陆航还是在1939年9月订购了54架P-43和80架安装R-1830-49发动机的P-43A型，并为它们取了一个响亮的绰号“枪骑兵”。这批飞机于1941年年初开始交付美国陆军航空队，装备第1和第55驱逐机大队。

初到中国

1941年6月急于获得现代化战斗机的中国向美国寻求援助。美国陆航将125架P-43按《租借法案》提供给中国。这批被称为P-43A-1型的战斗机加强了装甲防护，临时增加了自封式油箱，换装普-惠R-1830-57型发动机。武器系统是安装于机头和机翼中段的各两挺布朗宁M-2型12.7毫米机枪，机翼还可携带6枚20磅集束炸弹或1个190升的副油箱。P-43A-1机体空重2719千克，最大起飞重量3846千克，航程2333.4千米。

P-43A安装的R-1830-49发动机

P-43以优秀的高空高速性能适用于战术侦察任务，所以有18架原为中国生产的P-43A-1被美军留下，装上照相设备成为P-43B-RE照相侦察机，装备美国第122战术侦察机中队。2架安装英国照相设备的P-43C-RE侦察机和改进后的6架P-43D-RE侦察机则全部卖给皇家澳大利亚空军，装备第1照相侦察机中队。

1942年中国空军在印度的卡拉奇开始接收107架P-43A-1战斗机，但由于种种原因，飞回中国的只有41架（一说51架），主要装备了第4战斗机大队。中国空军将其中两架P-43A移交给了当时的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用于训练和对比测试。

由于P-43性能不稳定，尤其是燃料供应系统和制动系统有严重缺陷，使中国空军在换装训练过程中付出了高昂代价。临时增设的自封式油箱效果奇差，燃料渗漏严重，以致飞机往往在空中自行起火燃烧。第4大队大队长郑少愚少校于1942年4月22日就因座机空中起火而坠落于印度酌浦洱地区。

除了设计缺陷外，P-43A-1的速度和机体重量都较以前使用的伊-15、伊-16或霍克机大得多。中国飞行员不习惯现代化高速飞机的起降特性，对高空废气涡轮增压器和变距螺旋桨等新设备不熟悉，在使用操作的过程中屡屡失误。这些都是造成P-43事故较多的主要原因。

24中队副中队长武振华、21中队飞行员夏崇本中尉和4大队副大队长陈盛馨上尉都曾因此失事。由于换装训练事故不断，中国P-43部队在1942年无法大规模投入战斗，各中队主要在昆明、成都、重庆基地继续训练及担任有限的防空巡逻任务。

初战中国

1942年10月25日从成都双流机场进驻南郑前进基地的24中队副中队长周志开、分队长杜兆华驾驶的P-43A-1双机在陕西省城固与洋县之间上空拦截并击落日陆军百式司侦机一架，首开P-43在华作战的击落纪录。随后第4大队的“枪骑兵”在10月27日掩护第2大队的A-29轰炸机由成都空袭山西运城日军地面目标，成功达成任务后全数安返基地。

中国空军的P-43A-1真正大规模投入战斗则是在1943年以后。1943年1月8日情报显示湖北荆门机场驻有日军战机30架。我空军决定以第4大队最新完成训练的P-40、P-43新式战机前往突击并予以歼灭，以洗雪一年多来空军消极避战、无力反击的耻辱。1月9日由李向阳大队长亲自带领的5架P-40K、10架P-43A和1架运载地勤物资的C-47运输机由成都太平寺基地起飞转场川东前进基地梁山。此后梁山成为中、美空军对华中日军出击的重要基地。

P-40K战斗机

1月10日8时整，虽然天降大雾，能见度不佳，但突击机群仍按原计划出击。首先起飞的是由大队长李向阳率领的5架P-40K。随后10架P-43A也顺利起飞。他们是王特谦、赵曜、刘尊、石泰庚、陈钟王秀、吉承涛、周志开、夏和生、高又新和王寄哲。P-40机群飞行在5.5千米高度，而P-43A则凭借废气涡轮增压器爬升到8.25千米高空。无论是日军的一式战斗机“隼”还是二式战斗机“钟馗”在这个高度上的飞行性能都急剧恶化，无法与P-43A抗衡。

ki-44钟馗/2式单座战斗机

10架P-43A编成5个双机组，以王特谦为领队分别向左右疏开，呈中队斜队，浩浩荡荡杀向湖北荆门。中途夏和生和王寄哲座机因发动机发生故障迫降在恩施机场。中国空军到达荆门机场后并没有遇到日机的拦截。P-40机群立即按计划对机场跑道、机库等设施展开俯攻击，而P-43A则留在高空盘旋警戒。投弹完毕后P-40与P-43机群重新会合，编队返航。

实际上在中国空军侦察机光顾荆门机场后，日军预料到有可能遭到空袭，便在前一天疏散了飞机，也没有从其他基地起飞进行拦截。这一方面暴露了日军对空监视、警戒系统的漏洞，另一方面说明1943年后日军在整个亚洲、太平洋战场的军事形势逐渐恶化，分散在中国、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广阔战场上的兵力有限，开始捉襟见肘。

第二天天气转坏，云层低沉，不适合大机群作战。第4大队派出21中队队长高又新率队员董启恒以P-43A双机编队前往沿江的宜宾、荆门一带实施侦察。到达当阳上空时由于天气恶劣双机在云中失散。僚机董启恒遂自行向梁山返场着陆，而高又新单机游猎，在宜昌上空发现两架日军中岛一式战斗机，遂利用高度优势俯冲发起攻击，一举将日军僚机击落。日军长机未作抵抗逃离战场。此战也是P-43A在中国战区击落日军战斗机的首例战果。1943年11月29日高又新再次驾驶序列编号P-12012号、机身编号2104的P-43A于常德击落日机一架。高又新在抗战中确认击落日机共8架，是中国空军第3号战斗机王牌飞行员。

1943年2月24月日本陆军飞行第16战队12架川崎99轻轰在第25战队中岛1式“隼“战斗机掩护下，袭击我梁山机场和万县江面的船舶。中国空军第4大队21中队4架P-43A战斗机从梁山机场紧急起飞迎战。其中许晓明驾驶的2104号P-43A遭敌3架1式战斗机围攻，被击落在万县太龙乡河中，许晓明壮烈牺牲。

中岛一式战斗机其正式编号为Ki-43，日军别称隼式战斗机。

川崎99式轰炸机

会战常德

1943年夏，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军事形势急转直下。美军已拉开了大反攻的序幕。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第6个年头。日军主力身陷太平洋战场，在中国战区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为占领华中及西南的战略地区，消除中美空军的前进基地，获取重要的粮食资源，同时切断中国的粮食供给，扼杀中国军民的抵抗，决心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行动。

中、美空军在湖南的芷江、衡阳、恩施等地拥有多个空军基地。“空中游击队员”们从这些基地频繁出动，对武汉、上海、广州、香港等日军重要战略后方的军事设施、交通运输等军事经济目标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使日军的损失几乎到了不能承受的程度。日军要想从北面夺取湖南，关键的战略要点就是常德。

图示：一架在降落过程中因操作失误而“拿了大顶”的美国陆航P-43A“枪骑兵”战斗机。读者可以借此一睹“枪骑兵”机腹部细节。

1943年秋季，日军华中派遣军以两个步兵师团沿洞庭湖以南向西展开攻势，企图在行进间一举夺占常德。中国军队阻止住了日军的前进。日军被赶回出发地域后准备发起更强大的突击。11月中旬日军企图以4个师团的兵力从东面强渡洞庭湖，迂回常德侧后。但11月12日该地区突遭台风袭击。日军40余艘满载人马和装备的运输船队船沉没32艘，于是不得不停止进攻。

日军新型的陆军二式战斗机“钟馗”于1943年夏部署在中国战区，打破了侵华日军长期使用一式单战“隼”、99双轻和97重爆的老三样局面。日军妄图与中美空军一较高下重夺战略制空权。但日军战略资源、尤其是燃料极其匮乏，能用于作战的空军主力只有陆军第85战队（相当于大队，装备二式战“钟馗”）和仍装备一式战“隼”的第33和25战队，轰炸机部队则有装备99双轻的第90和16战队。

以上一线作战飞机共约150架，加上配合作战的第44战队的99军侦（军属战术侦察机）以及其他方向可以相机支援的第60、98战队的97重爆，飞机总数也只有约200架。中、美方面情报部门曾估计日军拥有战斗机400架、轰炸机150架，超过实际数量的2.8倍。

为支援常德作战，中国空军、美国第14航空队和新成立的中美混合联队（CACW）向该地域集结了强大的空中力量。10月底第4大队和第11大队部分新完训的作战力量从重庆，昆明等后方机场向恩施、芷江基地转场，驰援常德会战。率先到达恩施机场的就是第4大队的6架P-43A“枪骑兵”。4大队的其他P-43A仍然留在重庆、昆明担任防空任务。

11月下旬日军以第3、第13、第39、第68共4个师团的兵力渡过长江。合围常德。11月21日日军开始最后的攻城作战。双方空中的争夺达到白热化。以往中国守军只要一陷入合围就立即瓦解，但这次第一次掌握了战区的空中优势。中、美军机经常在常德城低空盘旋，积极支援地面作战。

11月27日晨日陆军航空队为夺取制空权和支援地面日军攻城，策划了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对城内的中国军队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中国空军迅速实施拦截。4大队、11大队和中美混合联队共同派出了一个8机混合编队。4大队刘尊中队长驾驶P-43A单机在5千米的最高处担任掩护，其下方130米是中美混合联队第3大队分队长孙伯宪带领的3架P-40，最下方是11大队任肇基中队长率领的4架P-66。

P-66是美国伏尔梯飞机公司研制的战斗机，其主要特点为一副狭长（展弦比大）的机翼，并装有飞行员防弹甲板。

7时4分孙伯宪首先发现下方700米的日本战斗机群，这是由第85战队的21架二式战“钟馗”组成的大编队。3架P-40依托云层掩护，突然从后上方对日机发起攻击，当即就有1架日机冒出黑烟，下降脱离。飞在最上方的刘尊也投入了攻击。其P-43A高速俯冲而下，咬住了一架正在追逐P-40的“钟馗”。直到这时日机也没有发现这架“枪骑兵”的存在。当P-43A射出的弹流击中日机时，日本飞行员才意识到自己遭到攻击，遂下意识地向上拉起。这个动作正中刘尊下怀。他实施了一阵准确的近距离射击。烟火从日机的机尾和座舱周围迸发而出。日机瞬间空中解体，未见飞行员脱离，残骸坠落在恩施附近的南天桥地区。

根据日方记录，85战队当天损失了一架二式单战“钟馗”，飞行员平井敏民飞行军士毙命。刘尊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再次爬升到5千米高空向另一个日军3机编队发起俯冲攻击，但未有战果，还遭到日机反击。由于敌众我寡，弹药也消耗殆尽，刘尊利用速度优势脱离，8点30分安返梁山基地。

装备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P-43A“枪骑兵”战斗机。请注意机头发动机罩上的两个机枪射击口。

除了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外，中美空军的战斗机还为地面部队空投弹药和给养。使用特殊改装的战斗机为地面空投补给在世界军事航空史上也属罕见。由于中国战区物资匮乏，战斗机使用了在四川自制的副油箱，这些副油箱用竹条编成，外面涂上中国特有的桐油大漆。为了空投补给，在P-40的竹制副油箱在外面包缚棉布，每个特制副油箱可以容纳7.92毫米步枪弹2万发，而这正是守城部队所急需的。

11月28日4大队的P-40首次向城中空投9个特种副油箱，有5个成功落在中国军队手中，使守军获得了10万发枪弹的补充。日军为阻止空投在城外增加了防空火力配系和空中拦截，并对恩施基地实施空袭。中国空军决定以战斗机掩护空投机，并加强恩施基地上空的战斗机防空警戒。

11月29日中国空军再次对城内空投特种副油箱，地面部队获得3个，共6万发枪弹。此次行动由4大队的4架P-43A担任掩护。这天日军也组织了对常德和恩施机场的大规模空袭。在返航途中4架P-43A遭遇日军第一攻击波的8架99双轻轰炸机编队。4架“枪骑兵”随即展开攻击，从高空俯冲而下再从正面高速掠过日机编队后拉起，借着惯性攻击日机的机腹。4架P-43A集中16挺12.7毫米机枪的强大火力攻击了日机编队的长机。这架99双轻瞬间起火燃烧坠向大地。紧接着“枪骑兵”编队又连续拦截了第2批日本轰炸机7架、第3批战斗机5架和第4批战斗机3架，击落日本战斗机1架。中国方面有一架P-43A受伤，迫降时机体损坏，飞行员平安。

在中、美空军的积极支援下，中国守城部队坚决抵抗。直到11月29日日军才突入城中，随即爆发了激烈的巷战。经过5天的逐屋争夺，常德于12月3日终告陷落。常德会战虽然最终失利，但中国军队首次体会到空地立体作战的巨大威力。P-43A"枪骑兵”在此战中虽然投入的数量很少，但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功成身退

1943年年底，中国空军大量接收美制P-40N“小鹰”式战斗机，统一了一线战斗机部队的装备。因P-43A在实战中颇有战功。因此相当一部分被保留下来，继续担任重庆、昆明等地的防空任务，直到1944年年初才逐渐退役。个别P-43A用于训练，一直使用到1945年。

美国把P-43A卖给中国，本来是为了处理无用的剩余物资，但它的高空高速优势正是日本战斗机所最欠缺、也是最惧怕的。中国是唯一将P-43"枪骑兵”战斗机用于实战的国家。它在中国的经历再次证明：是金子总会闪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