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全民派发现金，曾经一度引起中国社会的热议。

像美国，就在新冠3年时间里，对每名成年人派发了3轮、总计3200美元现金。

虽然有不少中国老百姓羡慕这样的做法，但也有专家指出：“全民发钱，弊大于利”。

例如曾经有观点表示，直升机式撒钱容易引起剧烈通货膨胀，导致钞票贬值，“全民发钱、最后等于没发”。

还有观点说，政府财政资金宝贵，应该投入到基建等更有经济效率的地方，直接发钱效率低下，不过是西方政府吸引选票的短视行为。

同时也有人认为，美国人爱花钱、中国人爱储蓄。给美国人发钱可以促进消费，给中国人发钱，大多数人会存起来，提振经济的效果不能立竿见影。

虽然反对声音很多，但防疫放开后、随着国家经济主基调转向“刺激消费”，一些人再度发出了“全民发钱”的呼声。

那么，“全民发钱”到底可不可行？今天，柏年就带领大家理性讨论一下。

我们十分好奇，未来中国会不会像发达国家一样，走上全民发钱这一条路？

观点一：全民发钱，引起通货膨胀

“全民发钱，容易引起通货膨胀”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反对方发出的最有力声音。

因为现实好像的确是如此演绎的。

2021年，西方发达国家大手笔发钱之后，本国物价随后攀升。

参考美国，2022年6月其CPI同比增速一度达到9.1%的高位，创下40年以来最高记录。

但是我们进一步思考，西方国家物价大幅上涨，真的全部是由发钱引起的么？

不全是。

其中，至少还包含其他3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给民众发的钱，多数是本国政府和央行大手一挥、凭空印出来的。

例如我们看美国，2022年美国国债余额较2019年增长35%、整整多出8.2万亿美元——这背后，都是美国政府在凭空印钱。

我们都知道，一段时间内世界商品供给是有限的，但是印钞速度可以很快。如果钞票印的太多，那么就可能引起商品价格上涨。

所以，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那就是即使给民众现金补贴，也要尽量在现有的财政框架下腾挪，避免走西方国家“借钱-发钱-通胀”的老路。

“西方通胀”的第二个原因，则是供应链问题。

欧美国家“去工业化”已久，本国不生产基础工业品，只能找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购买。

而中国向欧美国家供应商品的渠道，却在近些年相继受到中美关税战、科技制裁、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干扰，最终导致西方国家的商品短时间内供应不上、物价上升。

相比之下，受到中国大陆辐射、供应链更稳定的东亚地区，通胀压力就小很多。

例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虽然在疫情期间也都和美国一样发了钱，但是通胀压力却小很多。

其中，2022年6月世界通胀最严重的时候，韩国CPI增速是6%、中国台湾是3.6%、日本是2.4%、中国香港更是只有1.8%，都要比美国9.1%的数字小很多。

如果再往前回顾，美国人喜欢印钞票刺激经济，也不是疫情后才开始的。

早在08年金融危机之时，美国政府就通过3轮量化宽松，开启了大印钞票之旅。但是那个时候，由于中美供应链合作紧密，所以美国并没有形成严重的通胀问题。

所以回过头来看，有着庞大工业产能的中国，最不应该担忧的就是“供不应求”的通胀问题。

相反，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是民众没有消费能力、“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适当的给民众发钱、刺激消费，反而是合适的。

“西方通胀”的第三个原因，是发钱的时机太不对。

全民补贴，作为对冲经济下行的手段，本应在经济衰退时推出。

然而2021年，当世界经济已经充分复苏时，很多国家政府为了兑现在选举期间的诺言，依然执意发钱。

特别是美国拜登政府，在2021年3月份派发了疫情之后最大一笔现金，直接导致2021年二季度美国经济进入过热状态，此后通胀大幅攀升。

而展望2023年，柏年在上一篇文章中讲过，世界经济由“过热”进入“衰退”已成定局——这一点从中国出口数据就能看得出来。

2021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长30%；2022年上半年，增长14%；但到了2022年底，中国出口增速却变成了-10%；

正因为外需急速衰退，展望2023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时候适当推出全民补贴措施，从时机上来看并没有什么问题。

观点二：全民发钱，效率不高

反对全民发钱的第二个理由是，政府资金宝贵，应该用在更有效率、更利于经济发展的地方，例如基建。

而直接给个人发钱效率低下，属于“好钢用不在刀刃上”。

这个理由，在20年前的中国成立，但是在今天并不成立。

1988年，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修建，晚了美国整整半个世纪；2008年，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修建，也晚了隔壁日本40余年。

在上世纪80、90年代，因为路况差、基建设施不足，中国经济发展潜力被压制。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黄少卿教授的计算，1997年时，中国因为基建状况太差、无法满足企业的生产需求，每年净损失GDP2.58个百分点。

但是时过境迁，随着2000年后大规模基建的开始，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四万亿”的推出，中国变身成为世界第一高速公路大国、第一高铁大国、中国基建也从“短缺”状态变为“过剩”，经济效益逐年下降。

另根据中信证券的研究，截止2017年，每单位基建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由2004年的9.30降至4.69，缩减幅度近50%。

在2023年的今天，这一数字只会更低。

但是，因为政策存在惯性，今天我们的地方政府，依旧在基建领域投入大笔资金，试图支撑经济和就业。

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超过4万亿元，其中的7成投入到基建领域。此外地方政府在日常税收中，也会拨出一部分会投入基建，每年规模在1万亿以上。

加总起来，地方政府每年花基建上的钱近4万亿元。

但是，由于大部分基建投资又无法产生足够多的效益，投资浪费情况日益严重，导致地方债务问题也日渐堆积。

所以，探索一个更有效的财政支出方式，已经迫在眉睫。

而直接给普通民众发放补贴，或许是一个方向。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曾梳理过2020年各地消费券发放情况，他们发现：每1元钱政府补贴，能带动3.5元至5.8元的新增消费，这一经济效率已经不比基建投资低。

而在未来，随着中国基建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过剩，我们的政府和社会需要改变旧的观念。认识到“直接给民众发钱”并不是浪费，它或许是比“基建投资”更有效的手段。

观点三：全民发钱，见效缓慢

反对全民发钱的最后一个观点，是中国人热爱储蓄，发了钱、更多人会选择存起来不去消费，对经济产生不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在2023年初，由于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恢复经济时间紧、任务重。尽管基建效率低，但是它见效快，能立刻产生就业岗位，所以是最不坏的选择。

这种观点有道理么？我们需要简单分析一下。

作为老百姓，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知道中国人为什么热爱储蓄——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薄弱。

如果遭遇意外风险，例如失业和病痛，政府补助只是杯水车薪。

举个例子，2022年上海失业金发放标准为每月1975元，北京失业金发放标准为2034元。这两个一线城市，发放标准均在2000元左右。

在一线城市，2000元能干什么？能在远郊租一间卧室，除此之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所以，对于城市工薪阶层来说，如果认识到自己存在失业风险，那么就必须积极储蓄，让自己至少在失业期间还有饭钱。

除此之外，我们更需要了解，国家失业保险覆盖人群只有2.3亿，他们只是中国城镇就业大军中相对稳定的一半。

还有另外一半、2.3亿灵活就业人员，没被失业保险覆盖。政府对他们没有常态化救助机制，一旦失业、完全靠自己。

所以对于这部分人来说，面对疫情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唯一能做的就是减少消费、多存钱。

其结果就是，2022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人均消费支出仅增长1.8%，消费速度落后于收入速度。

另外根据央行数据，2020年至2022年上半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14%，较2019年至少高出4个百分点以上。

这些因素，导致2022年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仅有1个百分点，远低于2019年的4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疫情之下、我国社保体系的短板进一步暴露，已经对消费、对GDP增长形成拖累。

这种情况亟需得到扭转，而“全民发钱”或许是一个扭转途径。

除了全民发钱，还有哪些改良手段？

当然，柏年在这里说的“学美国政府发钱”，方式太过粗暴且直接。

我们还有很多改良手段，可以让政府资金，更有效地投入到最需要帮助的人群身上。

毕竟，几百、上千块钱，给了马云这样的有钱人，就是洒洒水、给了他们也不会花。

但如果给了最底层民众，他们大概率会全部花出去，既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能刺激宏观经济。

这里面，柏年总结了三个改良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提高现有失业保险的支付标准。

只需要在现有标准上提高数百元，就能让交保险的城镇职工即使失业了，也能保证至少租一间房住、有一口饭吃，维持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

同时，扩大政府失业救济的覆盖范围。对于另外2.3亿不交失业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我们应该建立常态化的失业补助金登记、发放机制。

每月只需要几百元，就能让一个人不至于饿死。

那么，这部分人有多少呢？

根据统计局数据，2022年末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对应失业人口2400万人。意味着只要精准帮扶这2400万人，就能建立起4.6亿城镇职工，对于政府失业救济体系的信任。

除了关照失业人群，在对低收入人群的帮扶方面，我们还可以做的更多。

自2020年全面脱贫以来，城镇与农村“低保”覆盖人数，从4400万人下降至4000万人。

虽然绝对贫困减少了，但是相对贫困依然存在。所以第二个方法，就是适当扩大“低保”的认定范围，将更多在低保线附近的人口，纳入到政府帮扶范围里。

而第三个方法，则是针对1亿农村老年人的。

今天，农村与城镇养老保险的差距众人皆知。在部分城镇老人每个月拿8000元退休金的时候，农村老人大多每月只能领到100元。

要知道，这一代农村老人，年轻时也是交公粮的，也曾经为国家建设做出过贡献。虽然贡献度可能不及一些城镇老人，但是这种差距，无论如何也达不到1:80的比例。

所以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标准，弥补中国社保对他们的“历史欠账”，也是我们当下应该做的事。

那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中国社保账户年年喊亏钱，哪里有那么多钱呢？

我们做个简单计算。

2400万失业人员、4000万低保户、1亿农村老人，如果每人每个月多发500元，就意味着国家财政每年多支出1万亿元。

1万亿元多么？看起来好像很多。

但是，相比于地方政府每年在基建项目上，多达4万亿元的支出，看起来好像就又不多了。

回过头来看，横向对比国际，2020年我国在社保方面的投入，占全国GDP比重的13.5%，低于发达国家20%的平均水准。

各国社保投入占GDP比重

那些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普遍选择加大社保投入、或者在疫情期间直接发钱，除了拉拢选票之外，更有可能是他们也曾经有过“高投资、高增长”的阶段。

在高增长时期，它们发现，如果想要促进消费，主要靠民众对于未来收入的乐观预期，“我明天会赚的更多”；

但是，“高增长阶段”总会过去，民众的收入预期总会下降。

在此之后，如果还想要刺激消费、维持增长，则只能靠民众“我明天可能不会更好，但至少不会过得太差”的心理。

这背后，体现的是一国民众对于社保体系的信任。而今天的中国，欠缺的正是这份信任。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建立这份信任开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民心的角度，这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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