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在两次中东铁路事件中的态度

皇姑屯事件后，日本急待谋求以武力侵占东三省，但是日本侵略东北的军事运输路线，只有从旅大通往东北腹地长春的南满铁路一条。长春以北的中东路，则掌握在俄国人手中，无法利用。因此日本急于修筑由吉林敦化到图们江的敦图铁路，使它和朝鲜铁路接轨，以期能与朝鲜的雄基、罗津、清津三港直接连接。

基于上述原因，日本于1929年10月上旬，令其任吉林督军署顾问的林大八中佐及满铁驻吉林公所所长栗野，向张作相提出满铁垫款包修敦图铁路、及该路修成后与朝鲜铁路接轨的要求。张作相表示，这个问题他不能立即答复，待报告南京政府后再行通知。接着张作相便派吉林交涉署署长钟毓为代表，去南京请示办法。1930年7月24日，张作相邀林大八等到督军署，并告诉他们说：“钟署长已经由南京回来，关于铁路问题，中央不准地方直接谈判，应由外交部统一交涉，请你转达关东军和南满铁路会社，请他们直接到南京与外交部交涉好了。”就这样以推托的办法，把日本提出修建敦图铁路的无理要求拒绝了。

1929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为中俄共管，该铁路积有盈余，苏方局长主张用作扩建经费，中方督办吕荣寰主张按股分红，苏方不同意。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出于反苏反共及削弱地方实力的目的，阴谋唆使张学良毁弃1924年东北与苏联缔结的“奉俄协定”，挑拨多年来东北与苏联事实上存在的东铁合营关系。日本也竭力鼓动中苏作战，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在他们的煽动下，当时社会上要求接管中东路的舆论甚为强烈。中东路督办吕荣寰迫于压力，拟以武力接收中东路，并向东北政务委员会请示。这时东北政务委员会有两种态度：少壮派同意武力接收；以张作相为首的元老派则持保守意见，认为东北政局尚待稳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此，蒋介石于7月4日在北平会见张学良时，鼓动他收回中东路，必要时可与苏联开战。张学良没有识破蒋介石的阴谋，认为苏联无力在远东作战，收回主权是件光荣的事。他征询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说：“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这事非同小可，用武力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都对付不了苏联，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这样不但收不回中东路，反而会惹出更大麻烦!何况日本人会乘机捣乱呢!还是请总司令慎重考虑。”张学良认为辅帅过虑，故又派张作相之子第十二旅旅长张廷枢到吉林说服张作相，力陈根据各方面情报，苏联决不可能在远东出兵，收复中东路定能成功。张作相一贯拥护张氏父子，因而也就不再坚持了。不久，中东路中苏战争果真爆发了。张作相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万福麟任副司令，王树常任第一军军长兼东路总指挥，胡毓坤为第二军军长兼西路总指挥。东北军因准备不充分，加之南北统一后，军队刚实行新编制，指挥系统混乱，前线军事失利。张作相主张议和，派吉林外交特派员蔡运升去伯力，与苏方进行谈判。当中苏战争开始时，苏联驻哈总领事梅立尼可夫撤退回国前，曾通过蔡运升请见张作相，接洽解决中东路事宜。张作相毅然同意并约晤于长春火车中。当时日本领事闻讯强欲上车阻挠，张作相下令把车门锁上，方得以和梅尼可大畅谈两国利害。梅表示回国后要促成召开中东路会议。

后蔡运升在伯力与苏方代表西门诺大斯基谈判签订了“伯力协定”。但南京政府认为“伯力协定”是地方政府越俎代庖，不予承认。派莫德惠进一步交涉。这时苏方提出，中东路事件的发生，是由哈尔滨教育厅长张国忱造成的，要求将张国忱驱逐出哈尔滨，并要求对其永不录用。否则，对莫德惠所率代表团不予欢迎。按张作相建议，张学良接受了苏方要求，调张国忱回沈阳。莫德惠遂赴莫斯科与加拉罕谈判。中东路事件乃告结束。

九、对蒋冯阎“中原大战”的态度

1930年发生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当时东北军的动向举足轻重，双方都欲拉张学良以增强优势。张学良曾召集东北要员开会商讨对策，张作相力主不与任何方面合作，不参加战争，他认为过去奉军几次入关，都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现在强敌旁伺，应变且恐不眼，再派兵人关，更给外人可乘之机。

为争取张学良，蒋介石派的代表张群、吴铁城、李石曾、方本仁等，一方面紧盯住张学良不放；另一方面又大肆拉拢东北各重要人物，期望通过他们对张学良施加影响。当吴铁城去访问张作相时，张作和正言厉色地对他说：“你们说蒋先生是孙总理的信徒、国民党的正统，他们（指阎、冯）说汪精卫是孙总理的信徒，是国民党的正统，我们不管谁是正统，把国家给治好了还则罢了，若是闹坏了，我们就要办国民党的善后!”吴铁城抗战期间在重庆见到东北人士刘尚清时，还重复张作相的原话后，说：“太挖苦了。”

张学良与东北将领，静观形势半年之久，在蒋军占领济南后，于9月18日发表出兵华北的通电，派12万东北军主力入关与晋军作战。当时张作相为保存东北军实力和维持与其它派系的关系，建议张学良通知阎锡山，双方以让防接防形式接收防地，不要发生冲突，以免两伤，被人利用。这意见得到张学良的同意，于是，晋军未伤一兵一卒，撤出平、津等地，东北军未放一枪一弹，完全接收防地，既得了平、津，又与晋军没伤和气，南京方面也不敢轻视。

1930年9月，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进关时，张作相任东北四省留守司令，驻在沈阳大帅府，主持东北后方四省的一切事宜。

十、“九·一八”事变时的张作相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当时，张作相因父亲去世，正在锦州西郊小岭子料理丧事。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由参谋长荣臻代行司令长官职务。吉林省则由吉林督署参谋长熙洽代拆代行。9月19日张学良致电张作相等人，通报沈阳臧式毅、荣臻报告的事变当时沈阳敌我情况。9月20日，张学良又给张作相打了特急电报。

当时，张作相和多数东北军高级将领一样，不相信日本能悍然吞并东北，认为只要象皇姑屯事件那样沉着应付，就可以依靠“国联的力量抑制日本，避免事态的发展和扩大，迫使日本撤兵。张作相曾对前去吊丧的何柱国等人说：“日人无论如何吞不下东北，东北总归是我们的，大家不必担心。”这几句话可以代表当时东北军大多数高级将领的认识和态度。殊不知事态的发展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九·一八”事变后，熙洽趁张作相不在，以代理长官名义出卖了吉林，引狼入室。当时，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因吉林沦陷，潜行来锦。张作相获悉熙洽附逆叛国，就任吉林长官，十分愤慨，遂电令在吉林的军政人员不要听熙洽的伪令，并委派吉林陆军整理处副监李振声代理驻吉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设公署于哈尔滨，派诚允代理吉林省主席，设政府于宾县，与熙洽的汉奸组织相对抗。但不久吉林省终为日军所占。

张作相匆匆料理完父丧，乃入关晋见张学良商量对策。张学良转请南京政府，令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并指定北平西交民巷前高等法院旧址为长官公署。张作相深以东北边防机构在北平挂牌为羞，坚决不去。后借住在北平烟袋斜街鸦儿胡同老友黄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