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份，武昌一起名誉起诉官司引来了社会的热议。
如果是寻常的官司，普通人不会如此关注，只因本案的被告是毛泽东的儿媳妇刘思齐，原告是上海早期地下党成员董健吾的儿子董龙飞。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案件起因是刘思齐受邀在武汉理工大学进行了一番演讲，深情追忆了教员长子毛岸英的生平事迹。
不过在讲到毛岸英在上海流浪期间，刘思齐有意无意提到了：“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流浪时，过的非常辛苦。除了没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沦落为小偷，为了谋生，其他都干过，就像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流浪了五年之久。”
董家后人之所以如此愤怒，甚至不惜将刘思齐告上法庭，主要是认为刘思齐过于夸大了毛岸英、毛岸青悲惨的流浪生活，属于混淆历史事实。
其言外之意是将两个孩子遭到不幸的罪责归咎于董健吾一人身上。以至于社会舆论对董健吾的后人多有指责，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
那么事实真如刘思齐所说，毛岸英、毛岸青流浪了五年之久呢？最终，谁又打赢了这场官司呢？
创办大同幼稚园大革命失败后，红军的处境危在旦夕，毛泽东迫不得已将发妻杨开慧留在了老家。
可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何键却不会放过这个斩草除根的机会，动用了一切资源寻找革命家属，杨开慧就不幸落入了何键的监牢之中。
1930年11月，谨守秘密的杨开慧被何键处死，留下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孩子。
湖南省党委地下组织考虑到孩子的安全，认为湖南已经是一个是非之地，必须要将三个孩子送到其他地方。
几番讨论，一致认定上海是最佳地点。
那时的上海是租界地区，国民党的黑手暂时无法触及；同时，上海濒临海边，海上交通便利，必要时可以前往苏联。
于是湖南地下党联系到了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于1931年春由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将三个孩子护送到了上海。
经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三个孩子从此隐姓埋名，进入了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表面很普通，也的确抚养幼儿，可背后的股东实际上是中共。
“四一二”事变后，许多革命烈士惨遭屠戮，因而有许多烈士遗孤流落街头，还有些侥幸活下来的革命者去农村开辟了根据地，子女则在城市如水中浮萍，四处漂流。
出于保护革命后代的原因，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指示，由革命互济会（又叫做“赤色互济会”）出资，在1930年3月开办了大同幼稚园。
初期，大同幼稚园收留了30多个烈士遗孤和领导人子女。
大同幼稚园开在上海，需要一个本地人出任园长，才不至于遭到国民党的怀疑。于是有人推荐了还是基督教牧师的董健吾。
董健吾此人，出生于上海青浦县，祖母的弟弟沈叔揆是南洋公学第一届师范生。不过他并没有进入南洋公学的教育系统，而是选择了教会学校。
从青浦圣公会小学、苏州桃坞中学一直读到圣约翰大学。
董健吾之所以选择在基督教圣公会的教育系统内求学，是因为当时在青浦祖母家的女传教士鲍小姐的介绍。
考入圣约翰，是因为他在桃坞中学踢足球时，结识了一个外国人，得到了这名外国人的保送。
在圣约翰大学，董健吾门门功课都很优秀，从而得到了卜舫济的赏识。
当董健吾毕业后，圣约翰大学的董事——上海基督教会就有意培养一个中国的校长，卜舫济就看中了董健吾，让其到扬州、西安办学，积攒资历，增加声望。
不过由于“六三事件”，董健吾骨子里的民族主义开始肆意生长，离开了圣约翰学校，赶赴西安投奔了冯玉祥，任随军牧师。
1928年，在冯玉祥处，董健吾接触到了马列主义，深以为然，觉得这就是拯救中国走向富强的药方，他便加入了中共。
11月底，董健吾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共特科第二科，主管提供信息，收集情报，参与营救。
值得一提的是，在特科工作，董健吾还和最大叛徒顾顺章有过交际。
根据董健吾儿子董云飞的说法，顾顺章在汉口登台表演时，曾想让董健吾当副手，一起变戏法。
董健吾还对董云飞说：“他求我帮忙，可我这个手艺比他玩得还六，是美国教授Putnun亲自教授的正宗戏法。”
根据史料记载，1925年6月至1931年7月董健吾借着上海圣彼得堂牧师的身份，将大同幼稚园开办得有声有色。
不过那时教员受到排挤，毛岸英三兄弟的真实身份是绝对保密，就连董健吾也不知道。向他介绍情况，也只是说：“这三个孩子是烈士后代，每月组织上付给你30元生活费，由你照料他们。”
可惜的是，毛岸龙年龄最小，身子最弱，不久就因病夭折了。
寻找毛岸英兄弟到了1932年的春夏之交，上海的政治环境变得不再那么安全，街上到处都是可疑的暗探。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园内孩子都陆续分散作了安置。
毛岸英、毛岸青就化名“永福”、“永寿”，住在了董健吾家。
8月份，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凤阳路修德里12号，这里是董健吾黄慧光家。
这样安排，一来是考虑到董健吾的牧师身份，便于遮人耳目，二来董健吾家里有两三个小孩，再多一两个，也不碍眼。
如果有人上门查户口，大可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放在这里寄养。
不过这时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并不通情达理，胸襟也不开阔，对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总是另眼看待。
加之由于孩子太多，互相之间免不了打打闹闹。
董健吾又不可能时时刻刻待在家中，处理这些琐碎小事，两兄弟遭到不公，一度负气离家出走。
董健吾了解了情况，大声斥责了妻子一番，立即将情况报告了“特科”领导邱吉夫。
当时只有少数几人知道两兄弟的身份，因此布置了地下党员分地区仔细寻找，主管情报工作的徐强（对外称“老金”）就是其中之一。
徐强接到任务，发动了自己的妻子李云，对李云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了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十一岁，他们很重要，关系到党和革命的前途。”
“特科”的纪律非常严格，尤其是情报工作，对上级的命令必须是绝对服从，不能问也不许问。
李云接到任务，意识到这两兄弟绝不是一般的孩子，在上海的老西门、八仙桥菜市场找了很久。
几周过去了，李云一无所获。那么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又是谁找回来的呢？
这的确是一件历史谜案。根据《雪峰纪事》的说法：“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寻找和奔波，冯雪峰终于在我党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的董健吾家中，找到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
最大的可能性还是董健吾及其家人，感觉辜负了党的委托，心中有愧，就发动了全家在上海各个街头寻找毛岸英、毛岸青。
毕竟董家最了解两兄弟的脾气秉性，最熟悉上海的各条小道，找两兄弟最容易。
后来，冯雪峰觉得上海也不再是一个安全之地，和董健吾一商量，还是送到苏联最为合适。
可怎么送呢？这又困扰着冯雪峰和董健吾。正当两人焦头烂额之际，一个时机适时出现了。
1936年4月，和宋庆龄交好的董健吾护送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了延安。
途径西安时，张学良特别依仗董健吾这个信使，希望能通过董健吾，和中共探讨合作的事宜。在西安做客，董健吾抓住了一个机会。
有一次，董健吾得知赵四小姐失手打碎了几件古玩，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
董健吾就通过一个朋友，搞到了一套名贵的明代涂油彩瓷送给了赵四小姐，讨得赵四小姐欢心。
张学良非以重金酬谢不可，董健吾坚辞不受，只说能否帮家里的三个孩子送到苏联去读书。
张学良一听，就立即同意。6月份，借着李杜途径法国去苏联，董健吾带着三个孩子找到了李杜。
办理护照时，家里只有毛岸英、董寿琪的照片，临时为毛岸青穿上了整齐的照片，到照相馆照了张像。
等一切事务办妥，1936年6月27日，毛岸英一行几人跟随李杜搭乘法国邮轮，从上海出发，踏上了出国赴苏的旅程。
官司的结局流浪的事情过去了几十年，没想到进入新世纪，仍然会掀起波澜。刘思齐所说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在上海流浪了五年之久，这的确夸大了事实。
刘思齐引述的是毛岸英在1949年8月17日写给亲属的亲笔信，信中提到：“1931年和外婆分别后，在上海过了五年的流浪生活，1936年年底抵达了苏联。”
毛岸英说“在上海过了五年的流浪生活”，是将在上海居住的所有岁月都算在了一起，包括在大同幼稚园和董健吾家的岁月，都看作是流浪生活。
实际上，毛岸英所指的“流浪生活”是离开父母、外婆等亲人，背井离乡的一种流浪生活，而不是指没人照护、无家可归、完全流浪街头的艰辛生活。
毕竟他当时年轻，对生活的认知还属稚嫩，这种体验合乎情理，并不是客观事实。所有人都知道，寄人篱下肯定比不上双亲俱在，这只能说他个人的不幸。
当然，这也不否定两兄弟的确遭到了董健吾前妻黄慧光冷眼对待。
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黄慧光也指使了毛岸英、毛岸青帮扎纸花、干些家务活等工作。
可惜的是，董健吾在建国后，于运动中，被扣上了敌对分子。
后来不知道是谁写了一封信，可能是董健吾的妻子寄给了周恩来。
信里说：董健吾这个人别的不讲，毕竟抚养过毛泽东的子女，今天这样把他关到大牢里，不太妥当。
总理见到这封信，认为言之有理，就吩咐罗瑞卿到上海进行调查，证明了董健吾的清白。
1960年，斯诺来中国，提出想见一见护送他进延安的“王牧师”（董健吾的化名）。
中央一时语塞，就又派了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对董健吾进行了复查。发现的确没什么问题，再加上陈赓为其作保，董健吾才彻底安全。
至于官司的结局，由于牵扯到政治人物，又是几十年的陈年旧事。
武昌法院本着和平、公正的角度出发，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想必双方也握手言和。
结语：总之，脱离父母，远离家乡，还是孩童时期的毛岸英、毛岸青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肯定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可董健吾及其家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也完成了党所交付的抚养和养护的责任，不能说没有一点儿功劳。
两家和睦相处，才能延续一段历史佳话，才能告慰死去的亡灵，何必纠结于大事中的一点过节，这样对人对己都没有益处。
参考资料
《对<也谈毛岸英兄弟赴苏过程中的相关史实的几点质疑>》 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五期
《寻找毛岸英兄弟》 人民周刊 2020年第3期
《回忆父亲董健吾》史林增刊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