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民国时期的特务头子叶秀峰心狠手辣，却不知他也曾被一则普普通通的报纸广告牵着鼻子走。1947年的一个普通早晨，叶秀峰正悠闲地翻阅着报纸，突然，一则＂招寻银老太太＂的小广告映入眼帘。这六个大字看似平常，却让这位久经沙场的特务头子警觉起来。他将报纸反复查看，越看越觉得蹊跷。一个寻常的广告，为何偏偏用＂招寻＂二字而不是＂寻找＂？为何偏偏是＂银老太太＂这样奇怪的称呼？这则广告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带着满腹疑问，叶秀峰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调查，谁能想到，这竟成了国共两党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的导火索。
一、广告背后的较量
1947年的上海，一则不起眼的＂招寻银老太太＂广告在《申报》上刊登。这则仅有六个字的广告引起了叶秀峰的高度警觉。作为中统局局长，他对各类暗号和地下通讯极为敏感。
叶秀峰立即召集了上海站的特务骨干开会。会议中，他指出这则广告用词特殊，既不是常见的＂寻人启事＂，也不是普通的＂招工广告＂，用词生硬且不合常理。更为可疑的是，这则广告既没有详细联系方式，也没有具体时间地点。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叶秀峰派出多名特工前往报社调查。调查显示，这则广告是由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投递，对方支付广告费后便匆匆离去，未留下任何有效信息。报社的登记簿上只有一个模糊的名字和一个并不存在的地址。
这些反常现象更加坚定了叶秀峰的怀疑。他认为这极可能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暗号。上海作为革命重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一直十分活跃。叶秀峰推测，＂银老太太＂可能是某个地下组织负责人的代号，而＂招寻＂二字则暗含着某种接头信号。
随后，叶秀峰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他让手下在同一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回应广告，故意使用模棱两可的措辞，意图引蛇出洞。同时，他在报社附近部署了大量便衣特务，严密监视来往可疑人员。
为了不打草惊蛇，叶秀峰还特别安排了两位经验丰富的特工。一位是卢志英，负责在报社周边活动，观察是否有人前来查看广告；另一位是苏鳞阁，则暗中监视卢志英的一举一动。这种双重布控的方式在当时的特务系统中十分常见。
然而，这场较量很快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原本期待的共产党接头人员并未出现，但卢志英的一些异常行为引起了苏鳞阁的注意。每当可疑人员即将接近埋伏点时，卢志英总会以各种方式示警，使得中统局的行动屡屡落空。
接连失败后，叶秀峰开始怀疑行动是否暴露。他调整策略，减少了明面上的监视力量，转而加强对报社及周边区域的秘密盯梢。同时，他还在报纸上陆续刊登了数则类似广告，试图通过不同的措辞方式寻找突破口。
整个较量持续了近两周，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的底线。叶秀峰虽然未能抓获共产党的接头人员，但这次行动却意外揭开了另一个更大案件的序幕。而这，也让中统局对《文萃》杂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卢志英的地下工作
在1946年初，经过党组织的精心挑选和培训，卢志英成功打入中统局上海站。凭借着扎实的业务能力和谨慎的工作作风，他很快就在中统局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叶秀峰倚重的情报人员之一。
卢志英的身份掩护十分严密。他在中统局的档案显示是江苏无锡人，曾在日伪政府工作过，后来因为＂悔过自新＂而被吸收进入中统局。这份经过精心伪造的履历，再加上他表现出的＂忠诚＂，使他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信任。
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中统局内部的重要情报，尤其是针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行动计划。为了传递情报，卢志英采用了多种隐蔽的联络方式。他会在固定时间到特定的茶馆点一杯清茶，将写有密信的茶叶包交给装扮成茶博士的联络员；有时则会在报纸上夹带密写的情报，通过送报生传递；更多时候，他会利用工作便利，巧妙地将密信藏在向上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
然而，最危险的时刻往往发生在与同志接头的过程中。每次接头前，卢志英都要仔细观察周围环境，确认没有跟踪。他发明了一套预警系统：当发现可疑人员时，就会装作咳嗽或整理领带，这些看似普通的动作都是向同志示警的暗号。
1947年初，中统局加强了对内部人员的监控。卢志英发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暗中注视。特别是在＂招寻银老太太＂事件中，他被安排监视报社周边情况，实际上自己也处于苏鳞阁的监视之下。这种双重角色让他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卢志英开始采取更加谨慎的方式工作。他会定期更换接头地点，有时是在热闹的百货公司，有时是在人来人往的码头。每次传递情报前，都要绕道而行，确保没有人跟踪。
在这期间，卢志英成功传递了多份重要情报，包括中统局对《文萃》杂志社的调查计划、对地下党员的抓捕行动等。这些情报帮助党组织及时转移了大量同志，避免了重大损失。
但是，再严密的防范也会有疏漏。一个看似平常的周末，中统局以临时任务为由将卢志英调离住所。就在这短暂的空档期，特务搜查了他的住处，发现了一本记录着联络暗号的笔记本。这个发现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久之后，卢志英被中统局秘密逮捕。这位在敌人心脏工作了近两年的地下党员，最终还是暴露了。但他的工作成果已经为党组织挽救了众多同志的生命，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文萃》的秘密印刷
1947年的上海，在一座废弃的纺织厂地下室里，一台老式印刷机日夜不停地运转着。这里就是《文萃》杂志的秘密印刷基地。为了掩人耳目，地下室的入口被巧妙地设计在一间杂货铺的储物间内，只有知道特定暗号的同志才能进入。
《文萃》的编辑部由五名地下党员组成，他们分别承担着写作、编辑、校对、排版和印刷等工作。每一期杂志的内容都经过严格审查，既要传递革命思想，又要避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编辑们采用了独特的写作手法，将进步思想融入文学评论和社会观察中。
印刷工作通常在深夜进行。为了降低噪音，同志们用厚厚的棉被将印刷机包裹起来，还在地下室的墙壁上贴满了吸音材料。印刷机的零件经常需要更换，这些零件都是通过多个中转站秘密运送过来的。有时候，一个零件要辗转经过五六个地点才能到达印刷厂。
送纸和送墨水的工作也十分讲究。负责运送的同志会把纸张分批藏在各种日用品中运输，墨水则装在普通的酱油瓶里。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们还特意在杂货铺里经营着正常的零售生意。
《文萃》的发行网络遍布上海的各个角落。杂志会被伪装成普通的文学期刊，混在其他书报中销售。一些进步书店的老板是地下党的同情者，他们会将杂志藏在柜台下，只卖给知道暗号的顾客。此外，还有不少送报员也参与到发行工作中，他们会将杂志夹在日报中送到指定的地点。
每一期《文萃》的印数都有严格控制，通常在三千份左右。这些杂志大多会在印刷完成后的24小时内就分发完毕。如果发现有特务跟踪，负责发行的同志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将杂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然而，随着卢志英的被捕，《文萃》的处境也变得岌岌可危。中统局早已对这份进步刊物产生怀疑，而通过审讯卢志英，他们获得了一些关键线索。特务们开始对上海的印刷厂和书店进行地毯式搜查。
为了保护同志和印刷设备，地下党决定暂时停止《文萃》的印刷。在一个雨夜，几位同志将印刷机拆解成小件，装进水果箱中运往新的地点。那个废弃的纺织厂地下室，除了墙上的油墨痕迹，再也看不出任何印刷活动的痕迹。
虽然《文萃》的印刷工作被迫中断，但它在1946年至1947年间印制的近百期刊物，已经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带着油墨香气的杂志，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传播革命火种的重要载体。
四、叶秀峰的审讯策略
1947年深秋，在上海郊区一处秘密审讯室内，叶秀峰亲自主持对卢志英的审讯工作。与以往的暴力审讯不同，这次他采取了一套独特的策略。审讯室内没有刑具，只摆放着一张普通的办公桌和两把椅子。
叶秀峰首先命人将卢志英的全部档案摆在桌上，包括他在中统局的工作记录、行动报告以及被搜查时发现的笔记本。接着，他开始以聊天的方式与卢志英交谈，谈话内容从卢志英的家乡无锡开始，逐渐引向他在日伪政府时期的经历。
在审讯过程中，叶秀峰特意安排了三名速记员轮流记录。这些速记员不仅要记录对话内容，还要详细记录卢志英的每个细微表情和动作。每天审讯结束后，叶秀峰都会仔细对比这些记录，寻找其中的破绽。
为了打破卢志英的心理防线，叶秀峰采用了时间错乱战术。有时深夜审讯，有时凌晨开始，打乱卢志英的作息规律。同时，他还派人将之前在＂招寻银老太太＂行动中拍摄的照片展示给卢志英，指出其中可疑的示警动作。
在审讯的第七天，叶秀峰改变了策略。他将其他被捕的地下党员的供词摆在卢志英面前，特别是那些涉及《文萃》杂志的情报。这些材料有真有假，真假参半的信息让卢志英难以分辨。与此同时，叶秀峰还派人假扮被捕的同志，在审讯室外故意制造交谈声，试图动摇卢志英的意志。
到了第十天，叶秀峰开始打＂亲情牌＂。他让人找来卢志英的家人，在隔壁房间与卢志英相见。这种看似人性化的安排，实际上是为了施加更大的压力。但卢志英始终保持沉默，只是简单地询问家人的近况。
审讯进行到第十五天时，叶秀峰又换了一个方向。他开始详细询问《文萃》杂志的印刷和发行细节。他展示了从各个书店搜查到的杂志样本，分析纸张质地和印刷特征，试图找出印刷地点的线索。同时，他还出示了一份地下印刷厂的分布图，上面标注着数十个可疑地点。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叶秀峰始终保持着表面的平和，没有动用任何严刑拷打。但这种看似温和的审讯方式，却处处透露着精心的算计。他通过各种细节的拼凑和逻辑推理，试图构建出地下党在上海的活动网络。
然而，面对这套缜密的审讯策略，卢志英始终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即使在被铁证指控的情况下，他也只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而对其他同志和组织的情况则始终保持沉默。这场持续了近一个月的审讯，最终以叶秀峰的失败而告终。
五、秘密营救行动
1948年初，上海地下党组织接到消息，被捕的卢志英即将被转移至南京监狱。这个消息促使组织迅速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营救计划。行动代号定为＂春雷＂，由三个小组分别执行不同任务。
第一组负责情报收集。他们通过在中统局内部的其他同志，掌握了押送卢志英的具体路线和时间。押送队伍计划在清晨从上海出发，途经苏州，预计次日抵达南京。押送人员包括两名军官和八名士兵，分乘两辆军用卡车。
第二组负责准备营救所需的装备和车辆。他们在沪宁公路沿线的三个据点分别准备了改装过的卡车。这些卡车外表看起来与普通运输车没有区别，但车厢经过特殊加固，并预留了射击口。同时，他们还准备了国民党军装和相应的证件。
第三组是行动小组，由六名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组成。他们分别在苏州近郊的一个小镇埋伏，伪装成当地的农民和商贩。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他们提前一周就开始在当地活动，熟悉地形并建立起日常的生活痕迹。
行动当天凌晨，天空下着蒙蒙细雨。第一辆装满武器的接应车早已在预定地点等候。第二辆车则在距离伏击点五公里处待命，负责断后。第三辆车停在通往杭州方向的岔路口，准备进行疏散。
上午九点，押送车队进入预设的伏击区域。就在此时，一辆载满蔬菜的手推车突然翻倒在路中央，迫使军车减速。这是行动组设置的第一个障碍。当先头军车停下检查时，埋伏在路两旁的地下党员立即展开行动。
战斗异常激烈但很快就结束了。行动组利用突然性和优势火力，迅速控制了局势。两名军官和大部分士兵被当场制服，只有两名士兵趁乱逃脱。卢志英被迅速转移到接应车上，随即向预定的安全屋转移。
为了迷惑追兵，营救小组同时派出三辆车朝不同方向撤离。第一辆车载着卢志英走地下党早已安排好的秘密线路；第二辆车故意制造明显痕迹，吸引追兵注意；第三辆车则走相反方向，在途中多次变换车辆。
接下来的三天里，卢志英经过了五个秘密据点。每个据点停留时间都不超过六小时，且都是由不同的地下党员负责转移。最终，他被安全护送到了解放区。而营救行动的参与者也都通过各自的路线陆续撤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不仅挫败了中统局的计划，更保护了大量重要的地下工作情报。而整个行动过程，也展示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严密的组织性和高超的行动能力。从情报收集到现场营救，从掩护撤离到安全转移，每个环节都显示出了地下党员们的勇气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