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军入云南后，与明军的融合并不顺畅，由本来的民间义军改换身份逐渐变成明军，大西军的内部反而产生诸多矛盾。尤其老大孙可望与老二李定国之间愈演愈烈，哪怕相对更加正直忠勇的李定国取代了孙可望，同样导致大西军和明方残余整体西南大局的失败。

影视剧中李定国

一、孙可望的野心背后：保持联合而非归顺

孙可望作为长兄兼首领，一开始愿意与黔国公沐天波合作就为了想趁机占据云贵，然后积聚力量再重新收复四川，纯粹一种功利心态。大西军进入云南就压制沐天波，几年后接收永历朱由榔为君，也将其放置于贵州安龙府（今黔西南州安龙县，明代原称安隆，正因做朱由榔行宫改安龙）。

大西军融合明军身份对付清军局面稍微振作，也短暂重回四川，可清军进逼非常严峻，尤其西南方面是豪格、鳌拜加吴三桂几个清军骨干轮番出击，关键时刻孙可望、刘文秀与李定国三兄弟之间矛盾反而越来越突出。

孙可望不仅年龄居长，威望本来也最高，决定南下云贵以后，长期由他主持大局。征战以李定国、刘文秀为主（再次指出，老四艾能奇在进发云南途中遇伏击身亡是大西军非常令人惋惜的转折点），其中李定国有勇有谋，战绩声名远播，在孙可望当首领以后，他凭借军事能力成为拓展事业的主要担当。

大西军在云南撑起明方最后的小朝廷，行事诏命全是大西军首领孙可望自作主张，尤其他一人拥有两支主力军，导致非常跋扈。

孙可望在云南铸造的钱币

大西军从义军成为代表明方官军，从阻挡清军来说，对凝聚各方力量原本是有利的；但从提振义军出身的士气，从大西军的初衷而言，实在又是不利的，这方面过去早有研究者指出，可多数人今天站在同情明朝角度，只是感慨最后的失败，实际失败的原因并非单纯清军强大，明方剩下的郑成功、张煌言与大西军不合作云云，自身改变身份就非常迷惑。尤其孙可望的为人行事感觉很快蜕变，内部的种种龃龉分歧显得非常突出。

兄弟关系变化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但历来都有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俗语。孙可望太过压制明方官员，实际对团结各地阻挡清军又有明显不利一面，因此，李定国对团结明方十分看重，两人同时朝互相对立的方向发生南辕北辙的变化，由此逐渐形成一种竞争到对抗的局面。

也就是说，大西军内部因两个首领的观念分歧，很快演变成两大阵营的冲突，最终造成大西军自己瓦解的局面。因此从抵抗清军来说，原本他们还没那么糟糕，最后的失败“其亡也忽焉”的感觉让人有些猝不及防。

那么，问题就是孙可望入云南后所为当真是变得不可理喻吗？他何以变得让李定国无法接受？

从遵义府下的时候，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兄弟都拥戴他。据史料表示，孙可望对入云南的主张有过其他意见，甚至流露过他不大愿意扶持明方，这一信息的背后，是孙可望对大西军身份迷惑的关键，他实际不太愿意披上官军的头衔。

此时接到龙在田的消息，见对方说明可以轻松获得云南的利诱，加上李定国声泪俱下的说辞得到刘文秀、艾能奇和大部分将领同意，孙可望只能同意合作。但孙可望又认为可从贵州下广西，当时朱由榔毕竟在两广，假如战事不理想，可以入南海远走高飞。

而李定国坚持应该扶持黔国公沐天波，借沐家的声望统领云贵川三省，然后大张旗鼓收复湖广，徐图大计。李定国每每都把皇帝抬出来，既是喝止孙可望不要胡来，也意图打感情牌：“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见《明末滇南纪略》）

感觉以上资料有为了凸显李定国忠勇而故意抹杀孙可望的嫌疑。正如李定国指君为朱由榔，那么直下广西支持朱由榔实际并不意味孙的话不正确，此其一；假如孙可望与龙在田早在谷城就认识，且具备大局观和战略思想，孙可望显然是为了夺取云贵才同意联明，什么孙可望想去广西，不行就逃跑纯粹是一种戏剧小说手法，此其二。

顾诚明史研究代表作

所以像顾诚就多次在研究中提醒，明清之际史料的暧昧复杂实在太多，大体表明凸显李定国的感人劝说后人都能明白体会，但深入分析才可见到，孙可望为人的变化也绝非史料表明记录的那样。

艾能奇死于途中后，冯双礼作为孙可望部下接手其人马，与李定国多番配合，像出击湖南沅州活捉清将郑一统、知州柴宫桂。合攻取靖州（今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属于湖南怀化市），一直到收复长沙，同时刘文秀经营收取四川，挫败吴三桂也初见成效，前期大西军事业确实看到南方逐步恢复的希望。

但孙可望为巩固自身地位，每每在一片大好的行动中也制造摩擦，貌似他实际在大局中很有些拖后腿的嫌疑。

好比冯双礼充当李定国副将，为的还是让孙可望能随时掌握李定国的动向；孙可望在昆明，受当初劝说联合的杨畏知唆使，一再向朱由榔索要封王，把自己要抬高在李定国、刘文秀之上。杨畏知又暗中在另外两人跟前埋怨孙可望无视兄弟情分，反而他才有些小人面目。

原本大西军每决大事是三兄弟共同商议，这是过去义军传统。但孙可望与朱由榔取得联系第一件事是索封秦王，实在是杨畏知的挖坑之举。

孙可望获得王爵，跟着擅自改云南为“云兴省”，铸铜币兴朝通宝，眼中已经没有君上和礼法的自作主张，这是杨畏知看清孙可望本质仍旧是一个民间草莽，对转变身份成官军将领则一种僭越，甚至可以是“罪名”；同样，就算是义军，鼓动孙可望成为高于其他兄弟的“王”，也因不断释放孙可望野心，压制其他人，逐渐使其和老二李晋王、老三刘蜀王的矛盾变得突出。这一招实在是太过厉害。

朱由榔在广西惶惶不可终日。孙秦王见几番大事都顺利获得认可，索性就把朱由榔从南宁接到安龙，答应每年提供“银八千两，米百石”，名为安置，实则幽禁（见《南疆逸史》）。

杨畏知在与皇帝联系时暗中通报，军中唯有李晋王是真心忠顺之人，提议向李求救。当时刚巧在湘南、广西打败定南王孔有德，威震清军。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李定国趁孙可望大举出击湖广之际，去安龙接走朱由榔返回昆明。

孙可望以冯双礼、白文选两大将从靖州出宝庆意图提振自己声威（对李定国越来越高的威望非常担忧），兵力据说有十万之众，居然遭到败绩，不过清军也伤亡巨大。孙可望退入贵州，得知后方有人小动作，非常不爽，就打算反击一举吞并李定国，当时晋王名下只有三四万人。孙可望虽然有受挫，人马仍多出一倍。

李晋王毫无疑问作战能力更突出，采取诱敌深入，引孙可望回云南直达曲靖附近。李晋王所谓两厥名王的功绩都是杰出的伏击战，已经提前再次埋伏好等着孙秦王入彀。

先锋白文选进发途中不愿自己人打自己人，转而投靠晋王。孙可望又一次失败，造成他对大西军失望，去长沙以后就投降清军。

当清方得知一些内部情报之后，没过两年就对孙秦王不断找茬，顺治十七年离奇身故。有说害死，有说出猎时被射死，总之一代豪杰最后不得善终。

从明朝角度，秦王孙可望的确没有表现出与君臣官吏合作的样子，那么他的问题根源就在于基本保持较大的大西军本色方式，只不过他站稳脚跟后，确实受人影响，野心膨胀，想走老大王张献忠的旧路，想成为真正的万人之上。这是孙可望既与明方旧臣格格不入，后来又与李刘两兄弟产生矛盾的根源。

假如客观来看，孙可望此人，反而才是真正让明朝西南事业能够支撑十年以上的支柱，没有孙可望，单靠李定国、刘文秀，未必还可以如此顺利，他们几兄弟各有专长，另外二人偏重军事能力，并不是真正主持大局的类型。

好比实行所谓营庄制划分土地田产，给云贵多数各族百姓恢复生计。当地营庄本就是明代延续下来的皇庄、王庄。那么，云南主要是黔国公府的地盘，沐家占云南质量好的田产达四成左右。其余较好的中等土地归土司和部分寺庙瓜分，大约三成。云贵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各族老百姓只能依赖剩下顶多三成劣质土地，可想而知百姓的生计处境。

据说沐天波书写的匾额

孙可望正靠义军本色，大胆改变传统，以官四民六为标准，从沐家和土司等权贵手中集中土地重新分配。愿意献出一些土地拥戴的土司并不少，但也有敌视的土司和沐家是被夺取对象，这正和大西军在四川对付富户是一样的做法。云贵地区部族众多，千百年来等级森严。大西军打破局面，让众多百姓获得土地，军队也因此方式自有土地耕种，基本实现不扰民的情况。

所以，大西军在云贵与四川情况有不同，受各族百姓较多欢迎，许多民众都踊跃加入，不少土司也跟随大西军作战到最后。这同样是沐天波和丽江木氏土司等权贵怨恨孙可望的根本原因，秦王主事几年为稳定民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孙可望入昆明发布“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不足者借给牛种”的复业令，兴修滇池、澄江等水利。以云南、贵州这等偏远省份，供养二十万左右兵力，简直是奇迹。吴三桂入云南前夕，大西军还“钱粮如山”。

之前“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的说法，远在湖南、江南的清军官吏都曾听闻。清方云贵总督赵廷臣坦承，云南地方荒芜开始于顺治十六年春夏，正是朱由榔等向缅甸转移的时候。

若客观回顾孙可望入云南十年，在宝庆之战前的所作所为，先灭沙定洲、平川中诸镇，经略云南，奉迎永历，又策划收复湖广，论功勋之盛，根本无人可比。即便李晋王确实取得十分出色的战绩，综合来说毕竟也没法与他相比。所以，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纯粹是各自视野狭隘的意气之争。

二、败局早定：李定国的蜕变与刘文秀的无奈

孙可望并不像李定国表现出对明方君臣太过妥协，晋王是非常令人尊敬的英雄，从年轻时就有“小尉迟”绰号，被赞为万人敌。入云南以后，李定国吸收土司战法组建象军，手下精锐后来也有十万人左右。可李定国越来越过于忠顺明方，恰恰同样是对大西军出身的放弃。

李定国是从一个义军首领真正变为明的忠臣，这对定下联明抗清的主旨而言，也很难衡量他内心的真实态度还是一种“合作”，几乎可以认为他完全成了“归顺”，实际晋王后来的作为同样发生显著变化。

即便认为李定国只是为了团结多数人而如此这般，可从后来的作为看，毕竟这是一种幻觉。唯有冷静看他如何对待大西军旧部才能发现真相，比如在打败秦王后，他如何对待孙的部下，包括怎么团结另一兄弟刘文秀方面，李晋王的的确确在鲜明地背弃大西军，他同样对大局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

李定国并没有因为取得话事人身份，就真诚地再把各方力量重新整合，恰恰就是把扶明的宗旨表达非常清晰，这当然不能说有错；可反之，他继续在大西军产生不团结的恶果。尽管他的个人品质没的说，是非常值得敬重，所以如此失败也才异常让人痛惜。

要看清这一面目，自然就要重新审视夹在两人中的另一兄弟刘文秀，对孙李二人矛盾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大西军走向失败，最后郁郁而终。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计划出征湖广，可以收复长沙、衡州、岳州，打破洪承畴，顺江与张名振（之前与张煌言三次进入长江，留在舟山岛坚持，事实上年末张名振就染病身亡，张煌言短暂与郑成功联合又分开）联络共收江南。

这一计划本来是非常积极进取，刘文秀的表现却并不积极。因为他更忧心拼死收复的功劳会转为孙可望意图登位的资本，反而让人留心观望孙的行动。

刘文秀当时支持李定国暗中营救朱由榔：

“自以数骑往会定国，曰：‘我辈为贪官污吏所逼，因而造反，将朝廷社稷倾覆，实我等有负于国家，国家无负于我等。即今上是烈皇帝嫡派之弟，不若同心共保，倘得藉滇黔以恢复中原，那时封妻荫子，荣归故里，也得个青史留芳。如只跟秦王胡乱作为，虽称王称公，到底不得归正。但我辈今日以秦王为董卓，恐董卓之后又换一个曹操。’定国指天自誓，在归化寺拜见昭宗，大哭，共同迎驾入昆明。”

然后刘文秀以蜀王身份收复四川，这是第二次出兵。

之前永历六年（1652）出川本来基本达到目的。刘文秀率王复臣、贺九仪、袁韬、武大定、张先璧、张光萃、祁三升以步骑五万由乌撒、雪山关、泸州等地展开反击，七月攻叙州（今宜宾市叙州区）败清将卢光祖、杀总兵南一魁，再攻重庆进围成都，杀清方知府周基昌。

郭影秋先生名作李定国纪年

吴三桂引兵来战，大西军斩杀都统白含贞、白广生等人，围困吴三桂。清军拼死突围逃往绵州（今绵阳市），此战令清军伤亡过万人，迫吴三桂败走保宁（今阆中市保宁镇）。

刘文秀第二轮进攻大意轻敌，拒绝王复臣的谏言，轻率围攻保宁失败，还令王复臣战死。但清军也不敢久留，基本退回汉中。四川境内清军大体肃清，但大西军兵力不足，根基还不稳。孙可望趁机大做文章：不纳良谋，损大将，刘南康罪当死，念有复城功，罢职闲住。部将张先璧被乱棍打死，削去刘文秀职务。

如此压了刘文秀一年，这就是孙可望前往贵阳坐镇谋划大举进发湖广的行动。

刘文秀受命出征湖广，同时巩固四川，就让祁三升、狄三品、杨威、贺天云、郑守豹等他名下众多部将进入嘉定府（今四川乐山市）做好后方防御，然后联络川东三峡地区的李来亨、郝摇旗和夔东十三家做好协同出击湖广。

如前所述，刘文秀此时十分担忧孙可望在后面可能随时会趁机消灭他和李定国。他名下众多将领前往四川，实际参与湖广行动的人手不多，这也是刘文秀这次行动不积极的一个潜在因素。

因此，王夫之在《永历实录》称三天中出七次书信请李定国前去议事，刘文秀让儿子刘震秘密派人通知李定国“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李定国听了流泪不已：“盗贼终不可与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李定国还是写信以大局和大义试图说服孙可望同舟共济。

不止王夫之，像黄宗羲《行胡录·永历纪年》等众多史料都对李定国的形象以忠臣来描绘，每每有一些主观情绪，但也足见当时孙李分歧之大是客观事实。这一次湖广行动刘文秀表现不给力，又导致部将卢名臣中伏死在常德城下。

孙可望本来制定了一个宏大计划，希望与长江下游的张名振等取得联系。但刘文秀作为先锋失利，且损兵折将，导致计划功败垂成。可如此败局是刘文秀的责任吗？显然不全是，根源在于李定国和刘文秀对孙可望是否还能真诚共事发生严重猜疑。

刘文秀把自保和保护李定国视为行动主要任务。孙可望觉得李定国影响刘文秀不听指挥，偷偷搞小动作接走朱由榔，于是产生激化，孙秦王自然认为李晋王要自立门户，所以要赶快趁机吞掉他。

出于维护大西军的大义，刘文秀领一支人马回去帮李定国阻止孙可望，刘文秀更写血书交给孙可望进行劝谏（见《明末滇南纪略·蜀王斡旋》），足见刘文秀所为情非得已，义气深重。可事以愿违，孙可望已经拿不下脸再与他们站在一起，选择出走投靠清军。

海外学者司徒琳的简史

晋王李定国后期主事，刘文秀本来感到一番振作的希望，趁机进言让朱由榔北上贵阳。因大西军连番失利，引发内部问题，把皇帝向前推，对为收复四川，鼓舞人心士气大有积极意义，日后进一步入成都，巩固西南三省局面，再作北伐谋划。这一番重新规划，连窝囊多年的朱由榔都十分兴奋，愿意采纳这一方案。

居然李晋王的视野会否定这一建议：“李定国请尽撤川楚守边各镇将回云南。遂罢幸黔之议”。后人基本认为是李定国知晓朱由榔性格柔弱，希望他远离战事。可实际恐怕是希望把朱由榔留在自己掌握，不愿意朱由榔以此机会逐渐成为刘文秀的附庸。

更要命的是，李定国还干扰刘文秀收复四川。大臣金简上疏提醒：

“内患虽除，外忧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顿刃，待两虎之一毙一伤以奋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积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

刘文秀对李定国变得狭隘的危险有清醒估计，他无法阻止李个人变化，为了自己和大局就注意团结孙可望的部下兵将。他的豁达大度收效非常明显，愿意归附他的秦王旧部多达三万余人。包括大将冯双礼，甚至艾能奇之子艾承业，后来都与刘文秀关系更好，与李定国疏远。

如白文选等大将当初不愿同室操戈选择罢手，足见大批将士在关键时刻都懂得利害。可李定国对孙氏旧部心存芥蒂，“以收获孙可望之兵名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日晋兵”，“由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

既然李晋王意图排挤，刘文秀就建议把所谓“秦兵”三万多人收编，然后派遣去巩固边疆，将士们都欣然效命，愿前往四川作战。李定国居然对刘文秀团结将士，试图巧妙化解分歧而感不满，强行召回刘文秀中止收复四川行动，令这位仅存的兄弟十分悲痛心寒，次年就含恨而终（永历十二，顺治十五年，1658）。

临死前，刘文秀还大公无私把自己的窖藏捐出，建议疏通夔东十三家众义军和招募军士，一直为收复四川而费心谋划，更进一步激励李定国北上陕西，进发洛阳，希望他辅助朱由榔成就大事。（可见《西南纪事》等记录刘文秀事迹相对较多的相关史料）

失去刘文秀，更加注定李定国独木难支，造成实力大大削弱。之后顺治十六年，清军吴三桂大举入云南，明方根基摇摇欲坠，朱由榔开始转移，都知道不到两年就玩完。

实际李定国去除孙可望的许多措施，例如营庄法等，也表明晋王治理地方并不如秦王有远见，只是一个忠于明方的顺臣而已。

冯双礼等属下对晋王疏远。像艾能奇之子艾承业娶沐天波之女，更亲近刘文秀和冯双礼，最后他们都不愿追随李定国保护朱由榔、沐天波出走。尽管刘文秀之子刘震一直与李定国父子交好（刘震与晋王次子李嗣兴投降，长子李溥兴早死于贵州战事，据说有一个幼子李润兴忠于晋王遗训选择归隐边疆），仍然证明大西军的内部问题一直大过外部威胁。

因此笔者坚持认为，最初失去艾能奇就是大西军下云贵一个标志转折。当然，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三大顶梁柱，各有所长，原本也足以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可惜他们对于联明主旨暧昧不清，为此显得犹疑反复。

围绕这一中心只存要么压制，要么归顺两种互相抵触的立场，无法设想出更为厚道实际的做法，所谓“合作”毕竟是颇为现代思想的看法。古人尽管有结盟的概念，但从沐天波、杨畏知包括朱由榔等人，没有什么结盟大西军的意思，完全是迫于形势忍气吞声。可心理还是朝廷招抚义军的感觉，所以暗中才给孙可望下套，孙李的分歧固然有自身一面，明方官吏反复施加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煽风点火的关系。

兄弟部属缺少过去的坦承对话，已经表明在身份转变的时候逐渐被外人分化，到最后自己陷入矛盾旋涡无法收拾，满盘皆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