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身在澳门的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

对于此时的他而言，心情无疑是五味杂陈的。自其1948年底带着家眷不辞而别，便断绝了自己前往台北的退路；而今身在澳门，所带钱资又所剩无几。于是，包惠僧在左思右想之下便想到了周恩来——这位比较熟悉的前同志，随即给他发了电报表达了想要回大陆的想法。

这里之所以说是“前同志”，当然是因为他在大革命失败后选择了变节的缘故。

那么面对包惠僧想回大陆的请求，周恩来又是如何答复的呢？

1894年，包惠僧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之中。

年少时的包惠僧便颇有狭义心肠，1917年，他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毕业后，他曾短暂任职小学教师，奈何看不惯校长、校董作为不就便离职。

之后机缘巧合之下，他当起了记者。能吃苦，任劳任怨，还能多出差，多出新闻稿子，没有一家报社会不喜欢。

而也正是在采访之中，包惠僧逐渐见识到了中国的官场腐败、军阀无耻、社会黑暗不公。

怎么办？

当然是以笔为刀，涤荡旧纲。期间，他多次使用笔名发表针砭时弊、揭露现实的文章。可这也让他惹恼了包括一些军阀在内的既得利益者，他的记者证件也惨遭取消。

1920年2月，经人举荐包惠僧当上了江汉通讯社的编辑。也正是在这期间，他遇到了人生的领路人——陈独秀。

彼时陈独秀受胡适的推荐前往武汉到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包惠僧先后两次被老板派往采访陈独秀。

面对这位仰慕已久的学者，包惠僧虚心求教，而面对这个优秀的年轻人，陈独秀也是循循善诱。

找到了人生方向的包惠僧也随即辞职，期间又有陈潭秋的影响，不久他又收到了陈独秀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信，很快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包惠僧担任了书记。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包惠僧也成为了出席会议的13名代表之一。

也正是在这一届大会上，包惠僧与毛泽东结识，一见如故，成为好友。

此后二人也多有书信往来，1922年毛泽东遭到湖南军阀通缉时，包惠僧还曾邀请他到武汉小住。

之后包惠僧根据工作需要，辗转北京、武汉、广州多地工作。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由于周恩来率教导团在前线，包惠僧也接替周恩来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职务。而在周恩来担任第一师任党代表期间，二人也多有来往。

此后包惠僧历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等要职。

1927年，随着“四一二事件”、“七一五事件”的发生，也宣告了大革命的失败。

面对危局，共产党显然是准备不足的。而如何应对也莫衷一是。

7月，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周恩来担任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他指示包惠僧到南昌待命，包惠僧果断前往南昌。

奈何起义军在准备退走后，包惠僧病重，实在不能转移，就留在了南昌。

在南昌一个多月后，包惠僧曾辗转九江、黄冈、武昌、高邮、上海等多地。所过之处皆是国民党白色恐怖，军警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比比皆是。害怕、苦闷、失望，萦绕心头，最终即便是面对周恩来的劝说让他工作，他还是选择了退党。

退党后，包惠僧为了生活只得重操旧业，开始撰文卖文为生。但是所得甚少，最后他托人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当参议。

1931年9月，收入微薄的包惠僧又拖人找到了蒋介石，蒋介石为了分化共产党（毕竟包惠僧是老资格），破例擢升包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包欣然赴任，显然包惠僧是明显变节了。

之后包惠僧又相继担任了国民党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内政部参事、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内政部人口局长等职务。

1948年底，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包惠僧也是选择了随波逐流便带着家眷不辞而别，选择了栖身澳门，静观时局变化。

直到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当时生活困顿，又去不得台北，他便想到了昔日故交周恩来。于是，他便向周恩来发来了电报。

电报中包惠僧透露了明显的想回来的意思，周恩来便将电报拿给毛泽东看。毛主席对这个故友也颇有感情，沉吟半响后说道：“可以回来”。

11月，包惠僧全家来到北京。

与之私交甚深的董必武请他吃饭，作为好友董必武都不免揶揄几句。

12月25日，周恩来请了包惠僧作客，言谈中提及“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要对党有个交代。”

坦白讲作为最早的党员之一，十三大代表之一，包惠僧叛党确实影响极深，不让他交代清楚，不做检查，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之后包惠僧写了长文检讨，承认自己“罪不可赦”，毛主席、周总理认为符合实际，也便同意了他重回革命队伍。

1950年，包惠僧被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员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之后包惠僧又自1957年起任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2日，85岁的包惠僧病逝。

是非功过，人都要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