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里活得最久的一名成员，戚本禹因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聚众打砸抢等罪名，在牢狱里度过了18年的时光。1986年初，他被放出来时都已经55了，身体也不怎么好，却硬是活了个高寿，直到26年4月才病逝，享年85岁。

有个词叫“盖棺定论”，可戚本禹的身上却还存在着一些争议。有人说，他是个功利心很重的秀才，不择手段往上爬，利用手中的笔，煽动反动派诬告、陷害了刘、邓、朱、彭等大人物，干了不少天怒人怨的事。

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笔杆子”，只不过是心急地想要写出符合时代的文章，一不小心就成为了背锅侠。

今天，我们不过多讨论他身上的是非对错，毕竟他曾犯下的那些错误，都是有迹可循、有资料可查的。我们只简单聊聊，戚本禹出狱后的那30年，特别是弥留人间的那段日子，在上海到底是怎么过的。

1986年1月，戚本禹刑满释放，没有回到山东威海的老家，而是经由国家安排，到上海图书馆的收藏部做一名平平无奇的图书管理员。和他一起生活的，还有妻子邱云英，以及小儿子一家。

为什么组织还要帮他安排晚年生活呢？

因为他的地位的确不一般。

戚本禹可以说是完完全全靠一支笔杀进中央的，在出任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秘书局副局长和文革小组成员之前，他已经是《红旗》杂志的副总和历史组组长了。

他发表的《评李秀成自述》曾轰动了史学界，所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仅被伟人称赞过，还几乎是当时的学者政客必读的文章。也是因这篇文，让“极左”氛围越来越浓，也把戚本禹推进了中央文革小组。

说是“小组”，实际权力其实和政治局常委差不多大了，特别是在60年代，戚本禹、王力和关锋这“三秀才”，几乎完全捏住了当时社会的舆论喉舌，尤其是戚本禹，年龄最小，却被尊称为“戚大帅”。

正因如此，在不少左派文人学者心里，戚本禹仍旧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毕竟18年的牢狱，已经让他为曾经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于是一被释放，就得到了组织安排的工作。

他重新捡起了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将名字改成了“戚文”，然后在图书馆的一间独立办公室里醉心于史学，埋头伏案创作，平日里甚少与人交流。

直到25年之前，戚文已经出版了上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大多都和秦史、明史有关。这样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生活，和曾经“戚大帅”的风光相去甚远。

但他毫不介意，常常拖着84岁的身体，乐此不疲往返于上海和深圳之间，目的是修改和审定自己的书稿。对于他来说，晚年的作品就像是耗尽心血养育的孩子。

或许是因为奔波太多，到了25年下半年的时候，戚本禹开始觉得身体吃不消了，尤其是胃部，经常传来一阵阵钻心的疼。一开始，他并不在意，以为自己年纪大了，再加上作息不规律导致的，于是他没有和任何人说，只是忍一忍或者胡乱吃点胃药，就拖了过去。

没想到，这一拖就拖出了大问题。

26年初，随着书稿审定告一段落，戚本禹终于抽出精力来解决越来越严重的胃疼问题。在老伴和孩子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检查。

此时的他状态很不好，短短半年时间就暴瘦30多斤，果然，检查过后没多久，医生就告诉他：你的胃肠梗堵了，而且已经胃癌晚期。

戚本禹听完，出乎意料的平静，只是问了问还有没有救。医生实话实说，如果保守治疗，最多也就能活半年，如果做切除手术，或许能活得久一点。

但其实手术的意义不大，毕竟戚本禹当时已经84了，身体条件也不符合手术要求，万一出点差错，或许上了手术台就回不来了。

考虑到著作的出版问题还没能最终确定，于是他没有选择冒险，而是让医生采取保守治疗，之后又在深圳的医院足足休养了一个多月，才勉强能坐车返回上海。

一到上海，他就马上做了肠梗堵疏通的小手术，此后便一直住院疗养。到了26年3月份的时候，戚本禹的记忆力出现了衰退，偶尔会认不清身边的人，有时甚至还会失忆。

妻子邱云英赶紧通知了家人，特别是在外地的儿女。这对老人育有二子一女，其中大儿子在他还没出狱前，就去日本留学了；女儿留在北京，嫁了一位高干子弟，还自己开了一家小商店，日子过得挺滋润。

只有小儿子一家，跟着来到上海，负责照顾二老。20年的时候，小儿子还在戚本禹的强烈要求下，带着他去参观了天安门。

现在，所有的儿女都赶回了上海，陪在老人左右。

从这时起到戚本禹离世，生命中最后的两三个月，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他以“戚文”这个名字办理的住院，被安排到了外科最好的单人间，位置就在走廊深处。房间里有两张病床，靠窗的那张上面，躺着戚本禹，另外一张是给陪同家属用的。

当时医院床位很紧张，有很多年轻的护士甚至不理解，为何上面会给这个老头那么好的待遇，毕竟对很多人来说，“戚文”这个名字实在太陌生了。社会发展到26年，又多少小年轻听说过曾经的“戚大帅”呢？

养病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没过多久，戚本禹重病的消息传出，一些故友和作家都曾前往探望，其中就有上海作协一级作家、北大学者叶永烈。

他去探望戚本禹的时候，后者还能脸上带笑认出这位故友，只不过说话已经很困难了，只能倚在床头，偶尔发出“嗯”、“哦”的应和声。

叙旧没多久，戚本禹就已经虚弱得漏出疲态，实在是想要交流的时候，戚本禹只能握着笔，颤抖着在纸上划出一些字迹模糊的语句。

他实在没力气提笔了。

这时候，一直守在旁边的小女儿提醒说：“父亲该休息了。”

于是，叶永烈向戚本禹提出告别，还把手机号留给了他的小女儿，嘱咐有什么要帮忙的可以通知他。

小女儿一边起身相送，一边告诉说，父亲这段时间进食都很困难，只靠输营养液维持着基本生命，估计也没多少时候了。

听完这话，叶永烈心情沉重，在走出病房前，他回头望去，发现戚本禹还在吃力地向他挥手。

这一幕，成了对方最后定格在记忆之中的画面。

26年4月20号的清晨，天微微亮的时候，多日来陷入昏迷的戚本禹突然睁开了双眼，甚至还有精神半坐起来，身边的家人全部围绕在旁，小儿子还告诉他：

“您的著作已经付印，很快就能出版了。”

听到这个消息，戚本禹在上午7点58分平静地阖上双眼，告别了这颇有争议的一生，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