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5月10日普法两国签订的《法兰克福和约》，让法国背负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而1901年9月7日生效的《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辛丑条约”），则为大清带来了本金4.5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

对于中、法两国来说这都是刻骨铭心的痛和耻辱，但是赔款对于两国的影响和伤害却大不相同。

在辛丑条约签订前，清廷的岁入约为白银8800万两，而岁出近1亿两，换句话说不算赔款朝廷也已经入不敷出了。为降低财政压力，清廷不得不将赔款分为39年偿清，相应的赔款数额也扩大至本息总计9.8亿两（年息4%）。

从1902年开始赔付到1941年正式终止，清廷和民国政府也只赔付了“庚子赔款”的一半多6.52亿两（含0.76亿两退款）。可以说这笔巨额赔款不仅拖垮了清朝，也拖累了中国近半个世纪。

而赔款更高的法国，不仅用两年的时间就偿清了赔款，国力也未受什么影响，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对比两国的赔付方式来探查原因。

注：50亿法郎按1871年黄金与白银的大致比价1：15算，相当于6亿多海关银。如果按辛丑条约规定的白银、法郎兑换比算，相当于13亿海关银。

即便将赔款拆分为39年偿清，清廷平均每年仍需增加2513万两的支出。为了保障自身的收支，清廷不得不将采用了历代皇朝的常规方法 – 向下摊派。清廷将海关关税、盐税作为赔款担保（不直接抵扣赔款），然后每年向各省总计摊派白银2292.2万两。

对于各省来说这一样是个无法承受的巨大负担，因此他们也照葫芦画瓢，向下属州县摊派。而各州县府衙为了完成任务，只得和朝廷一道用各种办法来“开源节流”。

“节流”主要是拿军队和官员开刀。

早在“庚子国难”前，清廷就很清楚皇朝的军队已糜烂不堪，既然无用还不如裁撤节约开支并编练新军。所以清廷在光绪二十三年（1896年）就裁撤了7成“绿营”和3成“勇营”，这次干脆将“绿营”全部裁撤。

对于官员的节流，主要为缩减“养廉银”。这个各省比例不一，大致在7至9折的范围内。

“开源”方面的方法就相对多出了不少。

田赋折银：清朝将人头税摊入田赋并以白银征收，而民众手中通常只有铜钱，因此交税时的兑换价格一向由官府划定。为了应对赔款，各省均加大了兑银价。如河南每两上涨100文、江苏每两涨200文，安徽则上涨了300文 ……

田赋加成：庚子后，江西每石漕粮加收160文“按粮捐”、浙江丁漕（按人口缴纳的漕运粮赋）每两加300文“粮捐”、福建丁漕每两加征400文“随粮捐”、山西每亩摊派银1钱5分的“亩捐”……

增加盐课：湖北每炉盐加收钱1000文、浙江每（盐）引加征银四钱、贵州每百斤食盐抽银15两，江苏则直接将盐课整体提升六十万两然后摊派下去 ……

盐斤加价：户部规定每斤食盐统一提价4文，不少省份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二次提价。例如河南每斤再加3文、湖南每斤加4文“报效口捐”、江西则每斤又加收了十文的“口捐” ……

盐糖烟酒加厘：户部要求各省上缴的茶糖烟酒厘金，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三成。各省自然是向下加征，而且加征比例没有低于三成的。

百货抽厘：各省均从扩大抽厘货物种类、提高抽厘税率、增加厘卡这三个方面入手，加大自己厘金的征收能力。

由上可以看出，清廷的针对“庚子赔款”的开源和明末“三饷”很相似。“开源”都是加大征收，而被“开源”的主体都是皇朝下层的穷苦平民。

他们上缴税金的能力本就趋近极限，再加上官员们借“开源”之机的盘剥、贪腐。导致清廷不仅难以完成每年2292.2万的摊派任务而偿付困难、年年赤字。还搞得民怨四起，各地“抗洋捐”、乃至起义此起彼伏，完全是涸泽而渔。

除此之外也让地方督抚进一步扩大了财税征收、获取的权限，导致朝廷对它们的控制进一步减弱。这些叠加在一起，让朝廷本就不堪的威权愈发式微，也为皇朝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再来看看当年法国又是如何操作的。

首先法国政府用“阿尔萨斯-洛林”铁路抵了3.75亿法郎，又用政府库存的黄金、白银分别抵了2.73亿和2.39亿法郎，相当于一次性就支付了8.87亿法郎的赔款。

对于剩下的近42亿法郎赔款，法国政府采取了与清廷截然不同的方法 – 向国民“借”。

1871年和1872年法国政府针对赔款分两次发行了50亿法郎的国债，利率5%。丰厚的利息回报，让国债很快就被认购一空，而法国政府也募集的资金顺利偿清赔款并送走德军。

注：《法兰克福和约》的条件之一是，德军有权在法国驻军直至法国偿清赔款，并且驻军相应军费由法国承担。

可以看出法国政府的“开源”是针对国家的富裕群体，而且让利（利息）于民，还让这种“开源”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主动“上缴”。

因此无论是开源速度、开源质量，还是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不是清朝的摊派所能比拟的。另外民众成为债主，无形中也让惨败中新生的政府迅速获取了民众的支持，因为大家都不希望政府垮台而致投资无法收回。

注：普法战争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法国重新组建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稳定的政府和凝聚的民心让法国在惨败后得以迅速恢复并发展经济，这也让法国政府偿清赔款后，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能兑付售出的国债。

而且法国以这次赔款为契机，让金融业迅速发展并形成了法国特色的“高利贷帝国主义”，法国政府和民间资本均大量对外放贷获取远高于普通商贸的利润。现代金融的强大杠杆作用，也让法国政府的财政能力上了一个台阶。

为了发展盟友向德国复仇，法国以金融为外交手段，在1888年和1889年，分三次向俄国提供了总计24亿法郎的贷款（让俄国在资金借贷上摆脱了对德国的依赖）。其强大的财税能力，是其后深陷赔款和赤字泥潭的清廷无法想象和理解的。

其实对比清朝的近邻日本，更能清晰的看出古代皇朝和近代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

甲午战争前一年，在资源、人口、国土上的巨大差异的两国，却在政府财政结余上颠倒了位置。日本政府收入1.14亿日元、支出8400万日元，结余近3000万日元（约1900万两白银）。而清廷收入约8900万两白银，支出8800余万两，结余仅100万两白银。

甲午战争期间，清廷用尽一切手段也就筹集了6000万两白银的军费，其中还有4100万两是向列强借的外债。而日本通过政府结余和发行军事公债，就准备了2.5亿日元的军事预算（折合白银1.6亿两，至战争结束只用了一半），没有向外国借款。

是日本比大清更富裕？还是大清这个国家的财税能力远不如日本？

注：清廷的“息借商款”只在民间募集了1100万两白银。而日本第一期军事公债发行额为3000万日元，收到了7700万的认购申请。

其实清廷借的外债就是外资银行替清廷发行的公债，清廷也知道华商是这些公债的购买主体，清廷也不是不明白发行公债募集民间资金的好处。只是它发行的公债除了强行摊派，难以被认可。

因为皇朝的结构和历史，让皇朝的臣民没有归属感，根本不信任视国为家的皇权和朝廷。即便朝廷“让利”，臣民们也不敢要、不敢拿。

所以偌大一个国家的动员能力还不如比自己“渺小”很多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