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冯晓晖

本篇所要辨析的，是这本书的封面照片。它是一组照片中的一张，这组照片有三张，都是抗日战争的经典影像。

先介绍这本书——《中国抗战画史》。该书是民国时期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通俗抗战史，作者曹聚仁与舒宗侨是近代著名左派记者。全书约20万字，照片、图表有上千幅，生动详实地记述了中国抗战经过，出版后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并被很多中外媒体转载，其中的一些照片，至今仍在无数当代书籍、展陈中被大量复制、引用，已成为讲述抗战历史、激发爱国主义精神、控诉日军暴行的经典影像。

本书最著名的照片，是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该书时采用的这张封面照。1947年初版时，该书彩页第一幅是蒋介石戎装照，这一张排在第二，占整页，原片为黑白照，被手工上色，是全书最突出抢眼的照片。

这幅照片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抗战照片，当代仍被反复引用，以维基百科为例，该图被用于“中国抗日战争”、“武汉会战”等一批条目中，并有多种语言版本。

在国内的百度百科、搜狗百科等百科网站中，这张照片也随处可见，它多在武汉会战的大别山北作战条目中出现。大别山北作战即富金山战役。富金山位于河南，属大别山余脉。该战役中国军队成功抑制日军的攻势，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照片拍摄于何处？它的拍摄者是谁？《中国抗战画史》中是这么标注的：武汉外围战斗，唐古樵摄。唐古樵之名亦出现在本书版权页的图片来源中。

武汉外围战斗，应当指的是1938年6月至10月进行的武汉会战中的某个战役。翻到《中国抗战画史》的武汉会战章节，在205页有两幅照片，都是国军在残垣断壁中对外射击。

页面标题是：德安大捷。其中上一幅标注为：赣北德安之捷，歼敌万余人，上为我军据村缘对日军猛烈射击。下一幅的标注是：德安附近激战中，我军重机枪阵地向敌发射。

据上下文，这两张照片拍摄于万家岭战役。万家岭战役又称德安战役，1938年于武汉会战序列中，在万家岭一带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部队在指挥官薛岳的率领下，集中优势兵力于德安县以西万家岭战场重创日本军第101师团与第106师团。万家岭战役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与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并称为抗日三大捷。

本页中的第一幅也是著名的抗战照片，至今仍频繁地出现在很多书籍、网站中。抖音百科的武汉会战条目，将它作为第一幅标志性照片。有的书籍还将它作为封面底图。

《中国抗战画史》与其后所有引用者，都没有说明这两张照片的拍摄者，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两张和前一张照片显然是一组，都是在残垣断壁中向外瞄准，都架起了国产三十节式重机枪。然而三张照片中军人的服装是混搭的，在上色图中，有的穿国民革命军标准的蓝灰色的冬装，有的穿草绿色的夏装，后两张照片中，上一张都是夏装，下一张都是冬装。为何发生这种奇怪的混搭？

笔者最近在整理九江近代史料时发现了这组照片更早的发表日期。

1940年5月15日出版的《良友》杂志第一五四期，刊出了两篇讲述万家岭大捷的专刊，第一篇名为《万家岭歼灭战》，组照共6张，为战斗场面。第二篇名为《无定河边骨春归梦里人》，组照共8张，拍摄的是战后日寇尸骨、坟茔等。作者唐古樵。

这一组三张照片，有两张出现在《良友》杂志中。杂志在配文中说明，这些照片是唐永良将军从前线寄来的，由他本人拍摄。唐永良将军，就是《中国抗战画史》的那位唐古樵。

唐永良（1895—1958年），别号古樵，北平大兴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1936年授少将，任第一四一师师长。1944年升任第三十二军中将军长。1946年后任整编第三十二师师长。1947年定陶战役后被撤职，1948年移居美国，逝于旧金山。

有关唐永良将军的历史，笔者未能做深入调研，但觉得他是个挺有意思的人。他是晋绥军，资历很老，傅作义与他是保定军校同学。他使用唐古樵之名时就不是军人的身份，而是摄影师，唐古樵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批摄影作品，还参加过很有档次的摄影展，说他是摄影家也不为过。

正是这个特别的两重身份，少将师长唐永良携机从戎，摄影师唐古樵拍摄照片，并向著名的摄影杂志《良友》投稿。所以《中国抗战画史》中将作者注明为唐古樵。

1940年11月，薛岳指挥的第九战区参谋部出版了《薛伯陵将军指挥之德安万家岭大捷回忆》，该书第一篇是唐永良写的《万家岭战场目睹记》。结合他的部下王启明团长的回忆录，可以了解到这组照片的由来。

1939年年底，时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第二十集团军第三十二军第一四一师师长唐永良奉命到日军后方打游击。12月7日，部队渡过修河到永修、德安等地破坏交通线。16日，唐永良到万家岭战场查看情况。唐拍摄了一组照片，送到昆明洗印，后向《良友》杂志投稿。摄影师唐古樵拍摄的万家岭战场遗迹，成为了万家岭大捷最有力的佐证，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然而，这几张在残垣断壁中架着机关枪的照片怎么解释？它们拍摄于万家岭战场吗？

我们分别来看这几幅照片的说明文字。提请读者注意，《良友》杂志很有意思，照片都用中英双文标注，两种语言并不对照，英文的描述更加准确。

华军偷渡修河，实施破坏工作。

Chinese soldiers crossing the Siu River to harass the Japanese lines of communications.

以上英文直译是：中国士兵渡过修河，骚扰日军的交通线。

华密集火力歼灭日军无数

Fighting rear guard action to cover the retirement of the elusive units after wrecking the communication lines.

以上英文直译是：在破坏通讯线路后，为掩护神出鬼没的部队撤退而采取的后卫行动。

华军冲入万家岭村舍与日军做剧烈巷战

Amid the ruins, Chinese soldiers checked the Japanese forces in furious street battles.

照片已明确地注明在万家岭村舍，当然就是了。但以上英文的直译是“在废墟之中，中国士兵在激烈的巷战中击退了日军。”

英文中没有提到万家岭，也没有巷战，更没有歼敌无数。中文和英文，哪种才是真实的？

其实可以做个简单的逻辑推断：武汉会战结束的第二年，摄影师兼师长唐永良带着相机和部队跨越修河，到德安、永修一带破坏敌交通线，他拍摄了自己部队的战斗场景，又到万家岭战场拍摄了遗迹。他将照片投稿给《良友》杂志，杂志发表时在中文标注中进行了有意无意的误读，而英文标注保留了真实信息。

《良友》发表时采用了这一组三张照片中的两张，第三张和第一张的构图雷同，因此未被《良友》杂志采用，后被《中国抗战画史》收录。编者辨识，《中国抗战画史》中有十几幅唐古樵拍摄的照片。

《中国抗战画史》中将那幅最著名的照片标注为“武汉外围战斗”。南浔战役（包括万家岭大捷）和富金山战役（大别山作战）都是武汉会战的外围战斗。从唐永良的文章看，虽然141师隶属第九战区，但他是第一次到万家岭。但有没有可能这组照片是唐永良参加南浔战役或富金山战役拍摄的？

可能性极低。据军史记载，141师于1938年6月参加武汉会战，担任东乡、进贤等要点的守备任务。1939年3月，参加南昌会战，担任守备南昌的任务。南昌失守后，1939年9月，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和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

1939年12月，141师奉命到德安等地破坏交通线，应该是冬季攻势作战的一部分。该师没有参加过南浔战役和富金山战役。唐永良的这组照片被挂上武汉会战甚至万家岭大捷的名号，显然是误读。

从服装也能看出问题，冬季作战时官兵冬装、夏装混搭不奇怪。万家岭战役发生在十月初，官兵不大可能穿着冬装打仗。

其实，懂摄影的都应该看得出，这三张照片都是摆拍，最多只能算警戒时的军姿，表演性很强，拍摄场景很可能在一处，是一批人，只是姿态角度不同。摄影师唐古樵另一个身份是师长，总不至于在指挥战斗时，在机关枪扫射大量歼灭日寇时，跑到最前线“咔擦咔擦”按相机。

综上：这张最著名的抗战照片，并非拍摄于1938年的武汉会战，与万家岭大捷无关，拍摄地点在德安或永修的某个乡镇废墟中，发生在1939年冬季作战期间。但它被有意无意地误读了，误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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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在撰写《故纸旧影话九江 | 良友——万家岭歼灭战，1940年》时，笔者发现了问题，若非执拗于将原始文档的全部信息呈现给读者，也不会注意到中英文标注的不同。

《中国抗战画史》中将那张着色照片标注为“武汉外围的战斗”，也不离谱，内页中将另两张张标注为万家岭战役，是转抄于《良友》。《良友》为什么这么做？中英文难道不是一位编辑？为什么英文客观而中文却不靠谱？笔者也搞不清。

历史照片被误读、曲解的，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