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以“中原王”自居，掌握着庞大的国民党军队。然而他的一生充满争议和悲剧，1954年因忧郁过度在日本逝世，终年仅55岁。他的妻子王竟白在他的葬礼上未流一滴眼泪，只淡淡说出：“你的报应终于来了。”究竟是什么导致汤恩伯的忧郁与终结？王竟白为何如此憎恨他？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汤恩伯并非出自黄埔军校，而是毕业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一位留日军事留学生。从他东渡至日本的学费到回国后的职业发展，都得到了浙江高级将领陈仪的全程支持。陈仪不仅是他的恩人，更通过将其干女儿王竟白许配给他，增添了几分“干女婿”的色彩。

汤恩伯从日本归来后，首任职务是担任浙军第1师的师部少校参谋，师长正是陈仪。这个部队在北伐期间曾经倒戈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由于陈仪的地位和影响力，蒋介石对其评价颇高，频繁地将其提拔至关键职位。

在陈仪的推荐下，汤恩伯先后被任命至总司令部工作，1928年转任中央军校学兵队上校大队长，这使他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工，从职务上看，他的级别甚至超过了许多黄埔毕业生。

期间汤恩伯勤奋工作，还凭借自己的军事知识撰写了多本军事小册子，逐渐受到校方高层的注意。1930年初，他被提拔为中央军校教导第2师第4旅的少将旅长，该师的师长为时任教育长的张治中。

1932年，汤恩伯升任第89师师长，开始拥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到了1935年初，他再度晋升，成为第13军的军长，此时正值军队的“第二次大整编”，在这一轮调整中，他的职位变得尤为重要。

1935年4月8日，他被晋升为陆军中将，汤恩伯在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中显示了出色的战斗力，无论是围剿苏区还是对福建事变的第十九路军的进攻，他的表现都非常出色，渐渐成为蒋介石倚重的将领之一。

黄埔系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并非所有人都是黄埔出身，其中还包括了来自“保定系”和“士官系”的军官。保定系主要包括了黄埔教官团体的成员，如炮兵教官陈诚，他在掌权后也积极拉拢了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如罗卓英、郭忏等人。

另一群体是留学日本的将领，自清末以来，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已超过1500人。这些人中的部分，如何应钦、钱大钧、张群等，后来也成为了中央军的骨干。

1936年起，汤恩伯部队驻扎绥远，代表中央军力量与傅作义共同抗击日伪侵略。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汤恩伯指挥第13军在南口进行了长达18天的血战，对日军构成了沉重打击。

1937年9月，因南口战役的卓越表现，汤恩伯被晋升为第20军团长，这支军团成为华北地区中央军的核心力量，随后参与了保卫津浦铁路的战斗。在徐州会战特别是台儿庄战役中，汤恩伯的军团发挥了关键作用，被日军称为“华北第一大敌”。

普大帝曾经提到，能力在很多时候超越了忠诚的重要性。汤恩伯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院校毕业生，其才能不容置疑。1937年7月，在南口战役中，他指挥的6万中国军队在长城防线上与数目上几乎相等的7万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抗战。这种几乎一对一的兵力配置在抗战历史中极为罕见。

经过18天的激战，汤恩伯的部队成功地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最终有序撤退，保全了主力。日本的历史记录将南口战役视为一次巨大的“耻辱”，显示了汤恩伯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敌对方的认同。

汤恩伯的崛起与他在日本的学习背景，浙江籍贯，以及陈仪的推荐息息相关，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蒋介石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和重用。陈仪不仅是他的政治恩师，还是他的岳父，这种私人与职业的双重关系，使陈仪坚信汤恩伯在危机时刻会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共同努力为浙江的和平解放贡献力量。

在1940年代的中国，汤恩伯作为第三十一集团军的总司令，在河南地区的残暴行径导致了当地民众深受其害，甚至将自然灾害和他并称，称为“汤灾”。汤恩伯的权力扩张始于其在湖北枣阳的军事基地，随后他通过其助手葛天在重庆设立办事处，此举目的在于扩充军力，并通过行贿等不正当手段与国民政府军政部官员建立了牢固的关系。

葛天代表汤恩伯，向包括刘振炳、王询臣在内的多名科员送去金钱和鸦片，确保了汤恩伯部队的人数和装备逐年增加。至1944年中原会战之前，汤恩伯已指挥包括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和第三十一集团军在内的四个集团军。短时间内，汤恩伯的军力膨胀至一个庞大的规模，但这种扩张带来了庞大的后勤需求和管理难题。

为了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汤恩伯采取了在地方上搜刮民财的做法。原本应由国民政府负责供应的粮食被汤恩伯命令部队直接从百姓手中掠夺。他的军队不断向各县政府施压，要求更多的粮食和物资，很快这种直接掠夺变得公然和无耻。老百姓因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负担重重。

河南人编下民谣来形容这种苦难：“麦子黄，泪汪汪，国民党军队来一扫光。”此外汤恩伯本人的贪污行为也极为严重，他巨额的积累不仅用于维持军队，更用于个人的奢侈和财富积累。他甚至利用军队控制的交通要道进行倒卖货物，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

有一次汤恩伯直接汇款法币1亿元给葛天，让他为自己在重庆购买黄金。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种行为更是显得格外令人愤慨。在河南民众心中，汤恩伯的名字与水旱蝗虫等自然灾害齐名，被视为一种人祸。

1948年12月的一次家宴中，陈仪在悲观的氛围下向汤恩伯透露了自己的忧虑，对即将丧失的国民党统治表示哀叹。在这次深刻的交流中，陈仪提出了起义的想法，希望借此避免更多无辜百姓卷入战火。汤恩伯虽表面上表示支持，但心中早有其他打算。

陈仪确信汤恩伯会响应自己的起义计划，他甚至与地下党成员、并非党员但长期为共产党服务的胡公冕（胡邦宪）多次商讨，胡公冕作为陈仪的智囊团成员，一直保持与周恩来的联系，代表了共产党的意愿。

汤恩伯最终的决定是背叛了自己的老师和岳父。他向国民党高层泄露了陈仪的计划，这一行为导致了陈仪的计划彻底破产。随后陈仪被蒋介石视为不忠，遭受严厉的政治打击。

陈仪安排的左右手人选也反映了他的用人不当。其中军统特工毛森的角色尤为关键。毛森曾经两次从日军手中逃生，其冷酷与狡猾使他在战争时期能遥控行动，除掉敌对势力。但就是这样一位复杂人物，最终成为了陈仪身边的定时炸弹。

1950年6月9日，陈仪被捕，随后在6月18日，他被国民党的军事法庭以“煽动军人叛逃”的罪名判处死刑。这个事件极大地冲击了汤恩伯和他妻子王竟白之间的关系，使其达到了历史的低点。王竟白不顾汤恩伯的反对，在家中设立了陈仪的灵堂，进行悼念，并对汤恩伯出卖自己的岳父以求自保的行为感到极度憎恨。

加之汤恩伯本就多情，婚后又纳了小妾钱婉华，昔日的恩爱早已荡然无存。失望至极的王竟白最终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台湾，远赴美国定居。到达美国后，为了维持基本生计，王竟白不得不开始辛勤工作，尽管如此，家庭的经济状况仍然十分困难。

在这段艰苦的时光中，汤恩伯和王竟白的长子汤建平，在十几岁时就开始边工作边学习，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尽管他在大学毕业后尝试过创业，但连续的失败最终让他一度流落街头。但汤建平没有放弃，经过不懈努力，他最终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事业。

1951年汤恩伯因胃病严重，在台北接受治疗时被诊断出十二指肠肿瘤。医生建议他前往国外进一步治疗，以避免生命危险。在美国的王竟白得知消息后，尽管心中有着复杂的情感，仍出于人道考虑，建议汤恩伯前往美国接受治疗。

但是汤恩伯的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他没有足够的资金前往昂贵的美国就医。此外他的小妾钱婉华主张前往日本治疗，费用相对较低。汤恩伯在经济压力和钱婉华的劝说下，最终决定前往日本接受治疗。

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在日本一次手术中因医疗事故意外去世，时年仅54岁。汤恩伯逝世后,文坛巨擘老舍、著名画家徐悲鸿以及将军张治中等通过各自的回忆，表达了对汤恩伯这一复杂人物的复杂情感。他们纷纷描绘汤恩伯为一位具有高尚气质和个人风度的人。

这些知名人士的回忆强调了汤恩伯身为一名军事领袖的爱国情怀与贡献，同时也揭示了他人生的矛盾与悲剧性。他们认为汤恩伯之死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场由误解和历史的巨大压力所引发的悲剧。在这些哀悼声中，汤恩伯的形象被塑造为一个历史舞台上的悲剧英雄，其一生充满了辉煌与屈辱，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交织。

汤恩伯的生与死，如同他一生的行走路线，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每个与他有过交集的人，都可能在他的死后有着不同的情感体验和思考。他的离去是个人命运的终结，也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对于那个动荡时代的历史进程，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